“土壤的退化与修复”是个大问题，涵盖诸多方面，不容易聚焦，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我想就应对土壤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分享一些个人观点。
用更宏观更广阔的视角对待土壤问题
要深入思考土壤的可持续使用和管理问题，须跳出土壤问题甚至农业问题，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和全球化视野反观和反思。
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在荒野中自由迁徙，依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生存，依赖自然但不直接依靠土地。发展到农业社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长期生产实践的积累，人类通过选择、培育和驯化，开始规模化地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从那时起，有土斯有粮。人类逐渐被土地所困，不得不在固定的土地上劳作，进而被困于建造的家园与房屋，失去了自由，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换来的是农产品和人口的快速增加，为剩余产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进而产生了私有制，形成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为了争夺土地及其居住人口等生产要素而发动战争，战争需要军队，军队需要补给，对土地产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在农业社会一万年的发展历程里，人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迁徙，不断选择，最后定居在占全球陆地面积2%的土地上，那里的荒野被开垦成了专门用于农作的土壤，又经过一代代人的精心耕耘，土质越来越肥沃。那时人类社会尚处于生产力较低的阶段，对土壤的利用遵循生态规律，基本不存在土壤退化和改善的问题，只有土地争夺问题。
发展到工业社会，随着高效耕作机器和工业肥料的发明，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需求都进一步快速增加。土壤不仅局部肥力下降，更受到农业污染、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威胁。然而，一方面持续不断争夺土地的战争，抑制了人口增长和对土地高产的需求;另一方面殖民地的产生和拓展，也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本国土地生产的负担。在随后到来的全球化背景下，先发达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把工业产品的下游产业、核心部件和污染风险小的生产环节留在境内，将消耗资源的上游产业和污染风险大的生产环节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发展历程中并没有造成对本土土壤的严重破坏。
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基本国情和当前世情决定了我国发展面临不同形势。
第一，我国有13.7亿人口，但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2.5%，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且耕地劳作多以家庭为单位，制约了方法改进和效率提升。
第二，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意味着我国不可能向外大面积拓展土地，只能挖掘存量资源，依靠数量渐少、质量下降的存量耕地开展生产。
第三，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污染向农村耕地扩散问题也愈加突出。
第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越来越成为我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助长消费主义价值观逐渐盛行。
据媒体报道，我国餐饮业每年要倒掉约两亿人一年口粮。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农作物产量不断增加，也仍然难以满足需求。不科学的使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和畸形的消费，造成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的土壤污染及结构性改变。因此，今后我国既迫切需要保护和修复土壤，又不能脱离持续利用土地的前提，应把在利用中保护和修复作为战略导向。
有专家提到，粮食增产、高产是我们不懈的追求。这句话很精彩，但是未能脱离长期以来的思维窠臼。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思维一直停留在注重产量增长、保障数量供给上，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瞩目成就，但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仅靠农业解决粮食问题是否可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能否改变，粮食浪费现象能否改观，能否在全球经济化浪潮中更好布局，能否通过国际合作，既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又减轻土壤负担。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加速，工业社会历时仅仅500年，就大大超过延续1万年的农业社会，也极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可能会根本改变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重塑世界发展格局，更大范围内改变农业的面貌。因此，对我国农业和土壤问题都要放在更高的层次，用更广阔的视野，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量。
发挥科技在土壤退化修复中的支撑作用
解决土壤退化和修复问题，我认为应该从科技和管理两个方面考虑。发现规律改造自然，是科技的工作，但如何用好科技，恰是管理的职责。不少专家看到农业污染的主要源头，如种植业、林业用的农药、化肥和地膜，畜牧业、渔业用的抗生素等，都与科技创新成果和工业产品用于农业生产有关，便将土壤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科技和工业化，那是不对的。
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仅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框架图景，更为改造世界提供了多种便捷路径和有力工具，但是否使用工具、使用哪些、使用是否符合条件、遵循规律，其决定权把握在人的手中，具体到实践中则体现为管理的因素。因此，不当使用农药、化肥、药物等是哪个环节的责任呢?当然是管理的问题。
实际上，做好土壤的监测、修复和改良等工作，都离不开科技支撑。比如，大家看到由于氮肥的长期过度使用，在严重浪费的同时，加重环境污染，破坏土壤微生物种群平衡，加重土壤板结，但也使现时我国土壤全氮含量高于西方国家。
对农作物和土壤微生物而言，氮总是需要的，储存在土壤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在科技上有所突破，充分利用这些过剩的氮元素，就有可能转化成我国土壤的比较优势。又如，我国磷矿以中、低品位为主，难以制成高效磷肥，但如果与富含解磷菌种的生物有机肥混合使用，就能大大提高作物对磷的吸收。微生物对于土壤环境优化很重要，但至今人类还没完全掌握改善土壤微生物的方法。
另外，在重金属污染的控制和修复方面，当前我国仍多数采用西方技术，适于国情的自主创新还远远不够。农药、化肥、种子等领域的大量高端技术也受西方垄断。总之，我国土壤问题研究空间广阔、意义重大，迫切需要创新和突破，为未来发展争取更多主动。对此，“十三五”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坚持把改革和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农业发展由注重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发展。
未来我国的土壤状况，也取决于科技的应用。在现阶段，即使已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只要能够真正合理有效地应用于实践，在农民中推广，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例如，董元华教授在江苏长期致力于农技推广，李晓林教授和张福锁教授探索发起“科技小院”，成效都十分显著;屠鹏飞教授在南疆种植肉苁蓉和红柳，既绿化沙漠，又使农民致富，靠的都是农业科学技术。
不断提升土壤综合管理水平
围绕保护、修复、监测等内容，完善标准制度，健全体制机制，逐步构建符合国情的土壤管理体系，既是关注的热点，也应是下一阶段土壤工作的重点。
第一，建立国家土壤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如同医生给患者诊断病情，仅仅依据单项指标，准确度肯定低于综合诊断，因此仅以某单项指标评价土壤质量必然失之偏颇，需综合生态、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方法，构建系统的国家土壤质量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要注意结合各地基本情况，因地制宜、分类分批地确定;标准的制定必须立足科学依据，也要考虑到现阶段的实践能力，既要严格，也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求高。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农业转型发展，到土壤保护、修复、监测等领域，必须尽量调动市场力量，发挥市场机制。而对政府的要求是，化解国家需求与农民需求间的分歧，实现国家长期利益和农民现实利益的统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将规划编制、政策制定、监管制约等职能体现和落实到土壤工作中;要合理划定财政资金投入的规模和范围，决定资金是投入项目还是用作补贴，作好项目监督管理，等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问题，有待继续跟踪研究。
第三，加强不同部门间的协调。土壤工作涉及国土、农业、环保、住建等政府部门，各部门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规划、管理、监督等职责也各有侧重;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确保部门信息和资源共享，规划和政策统一。
第四，完善立法，划定保护“底线”。会上，围绕如何立法推动土壤保护，专家们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开创性的意见和建议。我很赞同大家的观点，为弥补长久以来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制度空白，“土十条”出台开了个好头，但还远远不够，需要尽快出台土壤保护的专门法律，同时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彰显法律底线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