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
深圳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起人毛达
治霾管住散煤和机动车
雾霾早已不是北京的“特产”。在2016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重拳治理雾霾，着力抓好减少燃煤排放和机动车排放。
散煤和机动车都属于低空污染，污染物扩散慢、浓度高，如果被吸入肺部，对人体健康危害大。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表示，在北京，散煤燃烧对PM2.5浓度贡献率在15%左右，机动车则为30%左右。机动车中的污染大户是重型柴油车和出租车。其中，一辆柴油车的排放量相当于200多辆私家车，1辆车龄2年以上出租车的排放量相当于30辆私家车。就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而言，柴油车的排放量更是占到整个交通行业总排放量的80%。南方地区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散煤和机动车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率都位居前三。
在“雾霾围城”的压力下，不管是治理散煤，还是控制机动车，我国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拿散煤来说，城乡结合部还存在大量外来人员和小企业使用小锅炉、土暖气烧散煤问题，政府的优质煤财政补贴没有涵盖外来人员，加重了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污染。彭应登说，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的治理需要一个过程，尽管能源结构的调整、基础管道的延伸等难度大，但我们可以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推进，利用资金奖励的补助措施，推动优质燃煤替代劣质煤、液化石油气下乡等政策落地。在他看来，现阶段除控制私家车排放，管好重型柴油车和出租车是重中之重，能带来更理想的环境效果。因此，严格控制这两类车的排放标准，不断淘汰老旧高排放车至关重要。
不给排污水“搭便车”
工业排放是我国水污染的主要源头。很多工业园区里，都有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以降低污水处理成本，实现循环经济的理念。实践却暴露出一个问题：企业聚集了，排污更重了。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考察一些纺织园区后发现，很多印染厂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排污预处理，而是随意排放到园区的污水集中处理厂。由于违法成本低，污水集中处理厂的废水超标后，并不会去追究到底是哪一家企业未达标排放。这种“吃大锅饭”的局面，加重了废水污染。
马军说，要减少污水的排放，一定要从源头上遏制。首先要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责任制。园区里的任何企业，都应该公布他们的预处理标准以及排向污水集中处理厂的排污监测数据。这样，当污水集中处理厂出现超标排放时，政府和公众就可以让超标排放的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这些数据还可以服务于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
当然，为破解这一突出问题，国家环保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也明确，2017年底前，工业园区应按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同时，环保部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园区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公司作为园区的“环保管家”。
给垃圾找个新出路
“垃圾围城”“垃圾下乡”是城乡发展的“痛点”。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6亿吨。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如果处理不当，既浪费资源，又危害环境。深圳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起人毛达建议，要想给垃圾找到“新出路”，可从“大、中、小”三个层面入手。
“大战略”，即调整垃圾管理战略。由环保部门牵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农业部、住建部等多部门配合，走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要不遗余力地推广“从摇篮到摇篮”的环保理念，坚持零废弃，引进回收机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全社会重新审视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些产品会产生严重危害环境的垃圾，那么这类产品的生产数量就应受到限制，甚至不该生产。
“中改革”，即改革垃圾管理制度。首先要预防垃圾产生。全国需要建立统一的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的减量目标;生产者承担的责任要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其次要做好垃圾分类。利用经济手段，改变混合垃圾的现状，比如引进专业的分类处理企业，打破焚烧厂的垄断地位，或者提高混合垃圾处理成本。
“小动员”，即调动公众积极性。一是要“哪做得好，就支持哪”。社区往往是垃圾分类管理的落脚点。目前，北京市昌平的辛庄、门头沟的王平镇等很多社区，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经验。政府应将这些好的案例，进行复制推广。二是要“哪需求强，就支持哪”。只要社区和街道有分类运输的需求，政府就应给予支持。最好在街道建立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处理的示范线，将整个信息公开，公众了解垃圾分类的实际好处后，就能在更多有需求的街道或社区推广。
让农民了解土壤污染
“土壤没了，一切就没了。”这是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在最近一次演讲中，站在文明的角度谈土壤安全。“客观看待土壤，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是他数次对记者强调的观点。
2014年环保部联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整治蓝皮书》显示，我国耕地重污染的点位超标率达到了19.4%，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状况不容乐观，土地面临着严重污染和退化。陈能场坦言，相较于30年前，我国现在的土壤污染问题更严峻。
土壤污染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灌溉的水源遭受污染，工业活动等排放到大气中的重金属沉降到土壤，滥用化肥农药等。一旦土壤被污染，通过自然的过程，可能需要上百年才得以修复。
控制工业排放的同时，如何让农民通过科学的方法保住土壤成了关键。财政部、农业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就从政策上给出了支持。陈能场认为，由于农民缺乏对土壤的科学认识，导致这些制度难以落实到位。向农民普及土壤知识任重道远，比如怎样判断土壤的污染程度;土壤污染严重时如何退耕还林;如何用植物修复中度污染的土壤;如何通过水分管理来应对轻度土壤重金属污染。通过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图画，将这些专业技术知识传播给农民，是迫在眉睫又极具意义的事。陈能场正致力于这样的科普，他办讲座、印发挂历，将保护土壤的理念传递给农民。这一场土壤保卫战，还需要成千上万个陈能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