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土壤修复市场专项调研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一)无机污染物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7.0%、1.6%、2.7%、2.1%、1.5%、1.1%、0.9%、4.8%。
无机污染物超标情况
(二)有机污染物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3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
有机污染物超标情况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污染状况：
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5.9%、1.6%、1.2%和1.3%，主要污染物为砷、镉、六六六和滴滴涕。
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7.6%、1.2%、0.9%和0.7%，主要污染物为镍、镉和砷。
未利用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1.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8.4%、1.1%、0.9%和1.0%，主要污染物为镍和镉。
从企业参与土壤修复项目的操作模式来看，目前主要有三种：
(1)EPC模式，即工程总承包模式。地方政府或者污染企业将整个项目承包给治理企业，由治理企业提供从前期调查评估到后期修复工程实施的整体服务。
EPC盈利模式流程
(2)BOT模式，即建设—运营—转让模式。政府将一个污染场地修复项目分成几个标的，针对各个标的展开招标，中标企业成立项目公司，并以此公司为主体进行融资并实施项目。项目修复完成后，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经营管理项目，从而获得营业收入。待特许经营期结束，将项目转让给政府。
BOT模式流程图
(3)土壤修复PPP创新模式：“岳塘模式”：集团与政府签订PPP或者土地开发协议，上市公司从集团公司手中获取工程项目。
“岳塘模式”：2014年1月，永清集团与湘潭市岳塘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出资1亿元组建湘潭竹埠港生态治理投资公司，计划在3至5年内投入95亿元，实现对竹埠港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生态开发。土壤修复完成后，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转为第三产业开发，参与各方将从治理土地增值收益中获得回报。合同环境服务模式下，由于前期垫资做工程加大了企业的资金需求量，永清环保通过定增融资16亿元，极大地支撑了公司土壤污染治理业务的开展。以“土壤修复+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岳塘模式”，消除了因污染企业破产关停导致责任主体缺失、治理资金缺乏等难题，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调动企业在资金投入、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积极性。
“岳塘模式”流程图
与三种不用的土壤修复项目分配方式相比，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盈利模式。BOT项目模式的优势在于解决了资金的来源难题，便于项目融资，土壤修复成本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分摊;劣势在于项目运行经营时间较长，对土壤修复企业的风险控制额融资能力提出高要求。EPC模式优势在于项目运营周期较短，风险小，企业一次性获得收益;劣势在于项目外包后，修复成本由政府承担，同时资金数额受到限制。“岳塘模式”优势在于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调动了企业在资金投入、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积极性，解决了土壤污染治理投入大而少有产出的难题，但是对治理企业规模有一定要求。
土壤修复三种盈利模式对比
我国土壤修复行业正处于成长期初级阶段。根据行业生命周期理论(IndustryLifeCycle)，行业的生命发展周期主要包括五个发展阶段：研发期，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目前我国土壤修复行业正处于成长期初级阶段，未来十年将迎来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相关制度的日趋完善，法律法规的更加细化和可执行性加强，土壤修复产业将从房地产开发驱动阶段逐渐向法律驱动或政府引导为主的阶段过渡。到2020年后，可能会进入一个意识驱动为主的时代。
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已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审核，预计2016年将会出台实施。按照国务院要求，即将出台的“土十条”中，会包括划定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区域、投入治理资金的数量、治理的具体措施等多项内容。作为土壤管理和综合防治的一个重要规划，将会制定治理我国土壤污染具体“时间表”，总体上把土壤污染分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分类进行监管治理和保护，对于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和任务也将逐级分配到地方政府和企业，争取到2020年土壤恶化情况得到遏制。“土十条”发布之后将会带动的投资预计达数万亿元，市场规模巨大。
预计未来十年，我国土壤修复行业市场空间极大，本土土壤修复行业相关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实现发展。
我国企业应学习基于风险评估和优先排序的污染土地管理国际经验。在设定修复目标方面，要防止过度修复，避免在有限的场地上花费了太多的资金和努力，使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修复目标值取决于污染土地带给社会和环境的风险水平，应建立适当的考虑未来土地利用和土地特点的土壤修复目标，应采用基于风险的管理体系，这种修复体系通常比彻底的修复要工作量小，而且会显著地节约修复费用。另外，目前我国污染场地面积大数量多，而修复资金有限，因此场地修复的优先次序尤为重要。一些发达国家实行污染土地风险等级评估和国家优先场地名单，对污染土地进行风险等级划分，从而确定修复的优先次序。场地经过污染调查与评估，在保证人体健康、环境安全的前提下，修复基金将被优先分配给社会和环境危害最严重的场地。我国应结合本国土壤污染实际情况，建立基于风险评估和优先排序的污染土地管理体系。
加快推进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设备、药剂材料的国产化。在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着重推进技术、设备、药剂材料的国产化。国际上，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体系基本形成，虽然我国可以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来发展土壤修复技术，但是国内的土壤类型、条件和场地污染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发展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适合国情的实用性修复技术与设备，以推动土壤环境修复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降低修复成本。
加快推进我国土壤修复与互联网的融合。“互联网+”是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它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形态不断的发生演变。土壤修复应同其它传统行业一样，借助互联网平台，结合智能监测网络，推进我国土壤修复的进展，从而带动土壤修复的生命力，实施“净土”战略，保障人类的食物安全和身体健康，还大地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