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调查结果日前公布，学校周边“常隆地块”在土壤修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近年来，从广东、湖南等地发现“毒大米”，到江苏常州“毒地”，我国土壤污染带来的危害性不断升级。专家指出，随着越来越多化工企业退出市中心，今后将有大量原化工用地改建为住宅、商业用地，再加上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化工园区，潜在土壤污染扩散风险巨大，土壤修复产业亟待规范，需要扶持相关产业标准化运行。
近几年，土壤污染问题频频在各地出现。天津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郑先强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部分地区土壤污染问题严重，并且正在对污染土地上的居民生产、生活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谷庆宝在不久前举行的2016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2016年和2013年进行的全国污染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重污染企业及周边土壤超标点位为36.3%，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土壤超标点位为21.3%，土壤镉超标率为7%。“整体形势不容乐观。”谷庆宝说道。
更让专家们担心的是，江苏常州“毒地”很可能只是开始，在国内众多城市的老工业区改造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少化工厂正从城市中心地带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学校、医院、商城等民用设施。一旦这些原有化工土地上存在土壤污染问题，且处理不彻底，就将在后续的民用设施中扩散，并且形成巨大的污染风险，亟须警惕。
今年5月，《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实施，这让土壤污染处理有章可循，也让土壤污染修复行业看到了希望。
郑先强判断，随着“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实施，全国水土污染防治的“水十条”、“土十条”应运而生，国家将全面实施水土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据环保部规划院测算，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增加到每年2万亿元左右，社会环保总投资有望超过17万亿元，将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江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土壤修复产业具有一定周期，修复资金占GDP的比重也遵循相同的规律，即先低后高然后再回落。从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6856亿元。巨大的市场吸引了众多新进入者，2015年，从事土壤修复业务的企业数量增长至900家以上，同比实现翻番。
目前，我国从事环境修复的企业大致包含四类：与环保相关的科研院所及高校、国内专业的环境修复工程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已有深厚技术经验积累的外资企业以及大型的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
中交天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涉足土壤污染修复治理的国有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谢卫东表示，他们在处理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染30多年水库底泥经验基础上，已对江苏如东、天津武清等地化工污染遗留土壤开展无害化处理，从实践看，技术手段国产化已不存在太大障碍。
据中交天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保安介绍，目前对土壤污染修复主要有三种方法：针对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淋洗技术，针对复合污染的固化凝华技术，以及针对挥发有机物污染的热解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并不完善。胡保安告诉记者，首先是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准入门槛较低，水平参差不齐，缺少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行业资质认定。目前在国内开展土壤修复工程的资质要求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静也表示，在污染物治理项目管理机制上，我国还没有明确的资质和技术标准方面的相关规定，使得各地在环保项目招投标方面遭遇不少难题。
另一方面，行业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郑先强指出，在土壤修复领域政策、法律、商业模式仍缺位的状态下，我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商业模式尚不完全清晰，还是以工程和咨询为主，土壤修复产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投资驱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财税收入面临放缓压力，土壤修复的政府资金落实问题难言乐观。
在行业努力下，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大部分设备已实现了国产化，技术瓶颈逐渐被打破。专家们认为，当前关键是找到一种市场化的商业模式，实现治理与收益权合一，从而使土壤污染修复行业进入常态发展的正轨上来。
周静、郑先强等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环保治理行业标准，建立定价体系，使土壤修复产业进入常态化发展的轨道。尤其是通过第三方治理等手段，对污染治理标的进行合理评估，避免将风险都转嫁到治污企业身上。
专家称，长期看，土壤修复在商业模式上应纳入更大范畴的生态环境修复中，其经济效益必须由其他环保和公用事业项目打包补贴。在这种条件下，以大资金、全领域、全技术、全国布局为特征的综合环境修复行业龙头有望崭露头角，利于承接体量大、难度高的重点项目，从而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