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中毒事件仍在发酵。4月25日，常州市政府通报称：初步调查发现，江苏常州新北区没有按时完成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学校在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未完工情况下仍按原计划进行搬迁。
这一事件让人们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为污染地块“疗伤”的土壤修复行业。目前这一行业是怎样一种状况，其中又有哪些门道?为什么会出现修复土地“带病上岗”乃至造成学生中毒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土壤修复行业逐渐“热”起来，但技术不成熟、修复时间长、投入大等问题，使之比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更加复杂。
多位土壤修复专家表示，我国土壤修复行业还在起步阶段，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热”起来的土壤修复
进入2016年以后，青岛市新天地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环境修复事业部经理郭贝明显感受到了土壤修复市场的“升温”。半年时间不到，该公司今年已经拿下了5个土壤修复项目，加上往年积累的未完成订单，同时开工的项目多达20多个。
“今年一定会比往年好。”郭贝告诉记者，“新天地”在2010年开始涉足土壤修复行业，但起初的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从东北到湖南、广东，死皮赖脸地找项目做”。2013年以前，千万元级别的单子就拿了一个。
这种情况在“十二五”期间逐渐发生改变。江苏省环保产业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2009年，全国每年土壤修复项目低于20个，之后缓慢增加，2012年这一数据接近40个。而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截至2015年11月30日，该年全国签约项目猛增为109个。
这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拥入土壤修复行业。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统计，2011年约有20多家企业从事土壤修复业务，20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00家，到2015年，则增至900家以上。
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土壤修复专家王凯荣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说：“青岛农业大学与土壤修复相关的专业有3个，加上研究生，每年近200个毕业生，以前几乎没人从事这一行业，但最近两年，一些学生开始进入土壤修复企业工作，甚至有学生自主创业，开公司做(土壤修复)。”
“以前是我们找项目，现在是项目找我们。”在郭贝看来，土壤修复市场渐有起色，得益于“利好政策的刺激”。2011年，国务院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这是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提出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资金须达到750亿元，其中300亿元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剩下的由地方政府及企业筹措。
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土壤修复工程……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出现关于土壤修复的说法。郭贝认为，来自政府层面的“治污宣言”，也为他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商机，“未来数年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将是跨越式的。”
“仍找不到一个好办法”
土壤修复虽然火速升温，但目前修复技术并不成熟。
郭贝告诉记者，对于重金属污染特别严重的项目，土壤修复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两个方向，“原位修复就是不挖土，根据污染物的不同，使用相应技术将其去除，异位修复就简单、粗暴多了，把土挖走，或异地填埋，或用水泥窑焚烧。”
不过，这些方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伯云看来，还有待改善。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采取的措施多为治标之策，“仍然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仍然有非常艰巨的任务”。比如把所有的土都挖出来，重新提取重金属，“这是一个非常艰巨、非常笨拙的办法，而且也不能处理很多，只能是局部处理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授、土壤修复专家孙英杰告诉记者，国内高校实验室、研究所研发的土壤修复技术不少，但很难工程化、商业化，运用于实际场地修复中。2011年，在某镉污染场地修复工程中，他带领的团队在多次实验后，提出了“电动修复技术”：通过电迁移的方式将土壤中的污染物带到电极两端，然后经工程化的收集系统收集起来集中处理。
“这种技术省钱，修复效果也好，但用时较多，在大规模修复工程中，略显吃力。”孙英杰说。
即便是为数不多的用于实践的修复技术，一些企业在操作中的专业程度也不是很高。“很多土壤修复工程演变成了‘毒地’风波，就是因为相关企业技术存有缺陷，施工过程不够规范导致。”郭贝告诉记者。
根据媒体报道，常州外国语学校中毒事件所涉修复工程采取“异位—资源化利用+局部区域隔离”修复方法，需要建设1座10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密闭大棚，用以防止掘土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扩散，对周围人群造成伤害。但规划中的密闭大棚最终没有出现，防护措施沦为摆设，导致附近学生中招。
“进入这一行业的企业良莠不齐，很多都没有什么技术和人才储备，不得不向科研机构求助。”王凯荣现在就为3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据他讲，南方某地政府曾投资数亿元用于工业场地土壤修复，但最终“没有任何效果”，原因正是施工企业在技术层面存有缺陷。
“整个行业只有20余家较为强势的企业积淀了一批人才，而且很多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郭贝告诉记者，为了积累技术和人才，该公司硬性要求员工搞技术创新，“已有80多项专利”，“跟一些科研机构也有联系，甚至每年向某研究所提供100万元奖学金”。
一笔烧钱的买卖
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的治理难度更为巨大，修复时间长，投入大，往往很难彻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土壤修复需要足够的耐心。但郭贝和同事们却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件事上有些急功近利。
“很多地方对土壤修复的要求就是‘快’。”郭贝至今对参加某市土壤修复会议的经历印象深刻：该市要在一块重金属污染场地上建污水处理厂，但市长对“修复工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不满意，当即“拍桌子骂娘”，称“只给3个月时间”。
来自江苏宜兴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数据统计表明，2014年至2015年9月，土壤修复项目工期从30天至4年不等，修复工期高于500天的项目仅占12.6%……项目工期分布范围主要在200天以下，占比达到66.7%。
“土壤修复时间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越长越好，而是综合考虑土壤特质、污染程度、场地用途及周边环境，选择最合理的修复方案。”郭贝告诉记者，由于工期紧张，一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就会想歪招：处理了一部分，眼看没时间了，剩下的就随意埋掉。
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土壤修复价格。江苏宜兴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9月，我国土壤修复项目的平均造价高达5753万元。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土壤修复费用大多由政府直接承担，或者在土地转让时折价。尽管相关政策规定“谁污染谁治理”，但往往很难执行。这样一来，高昂的修复价格成为影响土壤修复的一个“痛点”。
“城市工业污染场地或有开发价值，值得政府投入资金解决，但偏僻的耕地修复项目很难吸引资本的关注。即便上级政府拨专款下来，一些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要，因为耕地修复费时、费力，又没多少利益回报，于是得过且过。”王凯荣表示。
首页上一页123下一页相比之下，农村污染耕地的治理更为棘手。
“一批乡镇企业扎根农村，之前环保意识差，造成了大量土壤污染。现在这些企业要么已经破产了，要么利润很低，加上很多污染不是一家企业造成的，属于历史欠账，责任认定难，那修复的钱找谁呢?”说到这里，王凯荣颇为无奈。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16年中央财政预算，其中，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数为90.89亿元，加上以前年度结转资金6亿元，预算数为96.89亿元。这个数字对于万亿元市场的土壤污染治理来说是杯水车薪。
“政府应该探索多渠道的筹资方式，明确谁污染谁治理以外，也可以主张谁使用谁治理。”孙英杰说，或者也可以仿照美国的做法，建立中国的政府性土壤修复信托基金。当污染责任方无法被识别或无力支付治理修复费用时，由基金先行垫付土壤污染修复治理费用，然后通过诉讼等方式向最终责任方追索。
国家标准与地方特色
国内土壤修复行业的诸多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
4月25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正在抓紧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可能在年内出台。“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将实施土壤污染分类分级防治，优先保护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切实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
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已经晒出了土壤修复工作的目标。比如青岛市环保局近日发布2016年工作要点，提出要构建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开展土壤环境例行监测及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场地土壤污染风险等，“按照‘防、控、治’的工作思路，扎实推进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对此，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钱翌的态度则是“谨慎乐观”。在他看来，目前土壤污染始终处于“家底不清”的状态：没有准确的污染地块数据库，污染原因、污染程度、污染趋势都知之甚少，制约了土壤修复工作的开展。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强调，“对土壤污染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心中没有数，就谈不上土壤污染治理”。
另外，孙英杰告诉记者，完整的土壤修复项目包括立项报批、污染调查及风险评估、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招投标、项目审批公示、施工、验收等诸多环节，但在国家层面却“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统一、可供参考的指导原则”。“哪些场地需要修复，修复标准、施工标准以及验收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没有。”
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正式实施《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它规定了住宅用地、工商业用地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所涵盖的污染物指标达89项。在全国土壤修复行业缺乏法规、标准的背景下，这一国内首例地方标准，对其他地区具有参考价值。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行业法律是顶层设计，各个地方土壤特质、污染物及污染程度均有不同，加上经济、环境等差别，不能拿国家标准套地方特色。国家标准可以是概念化的，把握大概方向，而各地要根据所在地土壤污染情况制定具体准则，作为顶层设计的配套。”钱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