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碳氢播报：中美在相互恐惧中结构“中美国”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昨日文章，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成为对美国的挑战。
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有中东变局，有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在我们这个地区则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既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海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的升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当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中美两国处于浩瀚太平洋的两岸，本来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呢?这里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给两国所带来的心理冲击。
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成为对美国的挑战。
同样，美国方面的很多针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行为举动，无论是军事上的(例如美日、美菲同盟)还是政治上的(例如人权)和经济上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TPP)等，都往往被中国解读成为围堵中国的举措。地缘政治的变迁使得双方都有强烈的对对方的恐惧感。在互相存在对对方的恐惧的情况下，学界和政策圈内一直所呼吁的、两者之间的政治和战略信任关系不仅很难建立，而且往往荡然无存。
区域内部政经变化的挑战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中的竞合发展走向如何?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会有怎样的前景?10日，本网记者在“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会期间，就这些美国大选以后广受关注的问题专访了与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现在的东亚区域秩序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冷战期间确立起来的。简单地说，东亚秩序格局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在本区域的延伸。尽管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和政治等层面，本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导致战略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在战略层面，主轴仍然是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从来就没有隐晦过。这个局面说明了两点。第一，美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有机部分。第二，冷战期间所形成的战略格局，已经受到本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变化的挑战，现存秩序已经满足不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美国要“重返亚洲”，只不过是对第二种情况的心理反应，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区域。
近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在东亚扩张其地缘秩序影响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在本区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丧失。传统上，中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主要表现为朝贡形式的贸易体系。近代以来，朝贡体系迅速解体，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不过，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崛起，并且迅速扩张，具有了巨大的外部性。这种外在的影响力，和中国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迁，是否会导致中国所追求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大国总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总要尽其所能来遏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保持其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冲突的常态，实现和维持和平共存状态。对中国来说，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分析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
郑永年：美鼓吹对抗中国是“学术民族主义”：6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让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分歧一一呈现，但双方所表达的合作意愿在外界看来同样强烈。此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成为战略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网络安全到南海纷争，一些美国人士不断发出强硬论调，还有人提出“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论断。
如上所说，两国之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两国互为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建设一种和平共存关系?
所以，关键在于要回答，中美两国到底在互相恐惧什么?最近有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概括得很好，认为中国恐惧于美国要围堵中国，尤其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而美国则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不过，具体分析来看，这种互为恐惧并没有多大的道理，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层面。
中美两国的合作要远远大于冲突
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整体国际关系的两个主柱，缺一不可。
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就难以解决。同样，如果两国发生分裂甚至冲突，就不会再存在世界秩序。在实际层面，两国也合作得很好，尽管也有分歧。在气候问题上，两国达成了诸多重大的合作协议，对推进整个国际的合作起着巨大作用。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最近有了巨大的进展，这次和伊朗达成了协议，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在朝鲜问题上，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近年来已经改变了被朝鲜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挟持大国的局面。可以相信，如果两国能够更紧密地合作，朝鲜问题并不难解决。实际上，在包括反恐在内的其他很多国际问题上，两国都有巨大的合作潜能。就双边关系来说更是如此。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互相依赖的程度非常高，以至于有人把此称为“中美国”。
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失衡，两国保持沟通合作，共同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要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有人经常把中国和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比较，这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当年，德国和日本都有称霸世界或者区域的国家计划。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就没有称霸的努力，而仅是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然形成的区域秩序(例如朝贡体系)。这种文化至今并没有任何变化。如当年邓小平所说，称霸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选项。
既然这样，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是对中国存有巨大的恐惧感呢?美国人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国的恐惧往往是和中国互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说，应当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美国人的恐惧而改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第一，双方的有效沟通仍然不足。
尽管中国多年来多次向美国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但类似的解释必须是日常的。这是因为两国关系深刻地受彼此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美国有其国内的巨大动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些力量可以从中美关系的友好中获益，而另外一些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觉得还有问题，产生不了外在的影响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
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战略决策方面的如“一路一带”、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战略科技方面的如碳氢科技、高铁科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
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仅仅是因为西方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或者说，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就举近来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声?如果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
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经常低估的。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自己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并没有必要过于恐惧美国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影响。
如果说美国对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不感兴趣，那会是个错误;同样，如果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那也会是个错误。对美国的恐惧是中国本身没有自信的表现。要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政治影响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影响中国，这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中国很多人把美国的很多行为(甚至不是政府行为)视为是美国要推翻中国秩序的“阴谋”，例如货币政策、股市操作、人权组织的活动等等。如果在制订国内政策时，不能考量到国际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失误。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互相影响的政治，一国要影响另一国是常态。作为大国，中国如果不能估计到美国各方面(不见得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各方面(不见得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就很难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有效合作。美国需要中国，也不能失去中国;同样，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在实际国际政治生活中，两国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两国的合作是双赢的，而在核武器时代，冲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戏，即一方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是双输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困难。
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