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罗斯是第六代农夫，在祖辈传下来的位于爱荷华州的600英亩土地上，种植了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他留了一小块地给转基因甜玉米，供自家食用。在夏天玉米成熟的季节里，凯文的妻子莎拉会直接去田里掰几根玉米，她的两个儿子和哈德森和艾斯顿都非常爱吃。
收割季过后，莎拉会把玉米粒剥下来，放在水里，加一点黄油、一点糖、一点盐，在炉子上煮开5分钟，然后装到袋子里冷冻起来，她在冷冻室里留了两格给玉米，这样就可以吃上一整年。
在转基因技术的拥护者和最大的受益国美国，转基因产业也正面对一场棘手的挑战。
据一位华盛顿记者的介绍，在美国，有多达300个持转基因反对主张的团体。其中，多数团体并不是专业从事反转运动的，只不过反转的诉求和他们的诉求正好有相关性，比如提倡有机、主张动物福利，更多的是反对大公司垄断。在转基因这个产业上，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尤为明显。
这些都对转基因产业产生了阻力。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执行副总裁凯瑟琳·恩怀特举例，“在1996年至2002年间，农业部审批一个转基因作物只需要6个月。而2006年至今，时间拉长到2到5年。”
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协调员透露，这是因为反转团体不断提起诉讼，要求开发者回应各方的质询。
更让业界担心的，是要求对转基因贴标签的讨论和公投。
2012年，加州发起了强制转基因贴标示的公投，从此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对基因食品强制标注的热烈讨论。按照现行法律，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是实行自愿标示的，但没有哪位生产者会主动标示。
最后这项公投以失败告终，同样失败的还有2013年的华盛顿州的转基因强制标注公投。即使是对于富裕的美国人，荷包也决定了一切。加州的消费者不希望因为强制标示转基因产品，带来价格上涨。根据估算，如果对转基因产品实行强制标示制度，每个加州家庭每年在食品上的花销将增加400美元。
但另外有30个州紧随其后，也提出了针对转基因的法案。康涅狄格州和缅因州取得了有限胜利：当美国东北部的3个州都通过了类似法案，总人口超过2000万时，本州的转基因标示法案才会生效。
在转基因产业界看来，强制贴标签更像是反转团体的策略，目的是加强公众对转基因的不信任。为《纽约客》撰文的科学记者迈克尔也担心，这是为了“彻底禁止转基因技术”。他在文章中表示，虽然在美国，这样的事莽撞而徒劳，但它会影响全球科学家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