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二 极端讨薪是怎样形成的
不出意外，7月17日，文军将出现在二审的法庭上。王道梅认为，文军是无罪的，因为主要过错都在老板安荣水身上—既不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保险，如果文军所述属实，他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王道梅说：“即使认定文军犯罪，文军主动把泵车钥匙等物品的存放地点告诉安荣水一方，应当属于犯罪终止，情节轻微，应当认为无罪。”
黄开堂认为，文军的案件折射了农民工维权中的两难—往后一步，权利得不到伸张；往前一步，坠入法律的“陷阱”。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回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的成本。具体到农民工个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农民工完成所有程序需直接支付至少920元，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
该报告的执笔人、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卫东介绍，最近几年，国家在农民工维权的顶层设计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包括恶意欠薪入刑等。但他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关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非常杂乱，国家级层面的只有很少的几部，更多的是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采取极端方式维权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实维权途径缺乏可操作性也很难奏效，所以，农民工容易自力救济，这时就容易触犯法律。”律师张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