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
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一试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广复制。
农业“CEO”涌现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杨柳土地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状况是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耕作。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2∶8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之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年改为1∶2∶7，即提取一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七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
陈永建介绍了这一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执行这一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成本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成本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
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CEO本质相似。王志全告诉本报记者，他每年能够收入8万~9万元。他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到成都打工，做起了装饰。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80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100多亩发展到1500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