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绍金说，政府不给低保，开始也没说他家收入高、不够格，只是说他家超生。他说：“2008年开始，我给二嫂申请低保，一直没申请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开始给我家申请。但是村里和乡里一直说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领低保。”
对于艾绍金一家的情况，村支书彭兰英认为，村里低保户，绝大多数都比艾绍金家困难。低保户是党员小组投票选出来的，大家不选他，是觉得他不够困难。
彭兰英、村主任邓向东、晏田乡人大主席马清平都告诉记者，当地没有低保挂钩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党员代表、小组长们会觉得，超生违反国家政策，所以评选低保时，会不投超生户的票。当问及向东村的低保户里有没有超生户，彭兰英和邓向东态度模糊，最后都说：“不太清楚。”
武冈市政府表示，从湖南省到邵阳市再到武冈市(县级市)，都没明文规定低保和计生挂钩。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说，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低保户超生，基层工作人员会视作其有隐形收入可以负担生育成本，可能会影响享受低保。
武冈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说，当地计生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误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奖励优惠政策”的条款，认为低保也是优惠政策，但这是错误的。
记者采访时，武冈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态：基层若存在低保和计生挂钩，属于工作偏差，要马上纠正。低保方面若有违规，将予以纠正并严厉追责。
死亡责任如何认定？
邓元姣的死因，艾绍金一家和当地政府至今没能达成共识。
法医的尸检报告认为，家属不同意尸检，所以无法确定颅内出血的性质。“不用尸检，看监控就能知道了。”艾绍金说，“我一直要求看监控，但是他们不给我看。”
在邓元姣出事的办公室，并没有监控。只有乡政府大门口有4处监控。所以监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体原因。死亡现场已经无法还原了。但双方已经签订了调解书。调解书显示：经调解，当地政府以困难帮助金的形式，补助了4.6万元。艾绍金和两子一女，都已签字表示同意。
因处理不力，当时的晏田乡党委书记何雪峰已被免职。
但是，将邓元姣弃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绍金。当时，邓元姣除了瘫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经口不能言，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有乡政府干部告诉艾绍金，你把老婆扔在这里，出了事要负法律责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绍金拒绝了。
武冈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晓清说：“公安部门仍在调查，没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们不能先下判断。等公安部门把材料报送我们，我们综合所有材料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应该以‘遗弃罪’提起公诉。”
京剧《宋士杰》中，讼师为告状者写状纸，往往要加上几笔夸大情况的话，这叫“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门，不赖不成词。”
艺术源于生活。现实中，有这样一条路线图：“诉求者以非常手段‘维权’——舆论一边倒施压——政府被迫灭火”。这样“维权”，社会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会造成不可测后果，破坏正常路径，还会鼓励“大闹大得”。因为不尽属实，每次“悲惨故事”的传播，对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伤害。
事态的复杂性在于，维权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怜悯之处，也不乏合理诉求。所以，必须条分缕析，还原事实，辨别“赖词”和实情。既要充分考虑到其困难情况，满足合理的权益诉求，又不纵容过分的个人欲望。这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编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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