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当资本方,还是做土地提供方?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毫无疑问,屯田的诱惑正在增长。究其根本,还是18亿亩耕地,14亿人口,中国喂养自己的能力已近极限。中国在乌克兰的行动,或者看出这种急迫。
崔新生认为,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国也要有自己的“走出去”思维,“战略角度看,中国或没必要大规模屯田,但却不能不有自己的资源布局能力,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另外,从中国自身的农地资源看,以人均为数不多的农田一直保障着中国14亿人的口粮问题,就国际上看,也实属不易。”崔新生说。
2013年出版的《粮食安全:世纪挑战与应对》一书也称,虽然中国目前以占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基本解决了约占世界1/5人口的口粮问题,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已表现得相当突出,“未来,农业和粮食生产受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会越来越明显,应借鉴相关国际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推进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
上述因素似乎都成了中国走出去“屯田”的直接原因。事实上,马文峰早已观察发现,过去几年,中国的海外农业领域的投资覆盖了大洋洲、南美洲等区域。
日本媒体注意到,自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2008年底放宽了对居住用房地产的外资限制后,来自海外的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其中,中国对澳农业用地的投资一度增长了9倍,如大型畜牧农场。
在南美洲,国有企业北大荒(10.17,0.00,0.00%)集团在阿根廷开发了23.4万公顷土地种植大豆和玉米;重庆市的地方国资企业重庆粮食集团斥资3.75亿美元在巴西种植大豆,并花费12亿美元在阿根廷开发基地种植大豆、玉米和棉花。
就近期的情况看,市场之前一度传出了不少人兴奋的信号。至少在资源丰富的乌克兰市场,中国并非“毫无作为”。2013年12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访华时,两国确定将在一系列领域优先开展和加强合作,这其中,就包括农业。此前在官方层面的合作还有——2012年5月25日,中乌合作委员会农业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成套工程有限公司与乌克兰财政部、乌克兰国家食品粮食集团共同签署协议金额达30亿美元的《中乌农业领域合作框架协议》。
“乌克兰有资源,中国有技术和资金,在农业合作方面,中国确实不该放弃这个欧洲‘粮仓’。”崔新生说。
不止如此,乌克兰unian通讯社去年9月下旬发布消息,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农业公司KSGAgro签署了一份为期50年的协议。该国的《基辅邮报》更透露该投资“超过26亿美元”,是乌克兰农业部门“前所未有的外国投资”。
《南华早报》更透露,乌克兰初期将向中国提供东部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超过10万公顷——相当于香港的面积的优质农田,主要用于种植作物和养猪。消息还称,这一项目将扩展至300万公顷土地。“如果这一投资最终成功,乌克兰将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农业中心。”
最终,上述消息还是没能得到官方证实。据媒体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起初洽谈意向为3000公顷,后期洽谈一度扩容到2万公顷,双方合作形式“主要是在融资和灌溉系统领域的合作”,且“仅在论证阶段”。
上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乌克兰购地的乌龙消息出现后,却出现了其他国家嫉妒的声音。《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印度时报》就评论说,“这就叫为未来做计划。中国到处获取自然资源,包括油气田、煤田,现在是农田,不仅是为了满足目前的燃料和粮食需求,也是为了未来需求早作准备。”还有印度网友质疑:“这是中国人攫取他国领土的新颖方法?”
“嫉妒只是小事。但中国企业出去收购,确实会遇到其他国家的非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此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一方面,大家会关注收购方的国企身份,认为是“国家行动”;另一方面,文化差异上的不同,也会让各方显示出不适应。
中国的海外购买土地的行为此前已遭到了其他国家的警惕。2011年11月,尽管前期做好了准备,部分政府人士也进行了首肯,但最终,冰岛还是拒绝了中坤董事长黄怒波冰岛的购地要求。“这其实是借鉴,即政治阻挠会成为中国大规模海外购买农田的最大障碍。”崔新生也说。
有分析认为,为支持农业“走出去”,政府应与投资对象国建立农业合作关系,签订投资协定,公共部门、行业协会等应与企业通力合作,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最大可能提供政治保护,避免政治和社会风险。此外,鉴于农业“走出去”投资量大、周期长、风险高,政府也要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税收和保险方面的支持。
日本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日本实现了多样化的农业‘走出去’模式,从贸易合作到生产投资,从收购土地自己经营到订单生产,从建立子公司到与当地企业合资联营,日本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及农业产业状况,因地制宜,有效地规避了政治及投资风险。”
保卫粮食
“中国没有海外屯田计划。”这是中国官方表态一直坚守的底线。海外屯田的敏感在于,似乎有掠夺的嫌疑。在中国,对这一政策,最明晰的态度是,中国不可能依赖“海外屯田”保障粮食安全,但可以作为一种可以探索的路径。
各国“海外屯田”的举措,一直有反对的声音。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富国在掠夺穷国的资源。”在一次八国集团农业部长峰会上,国际农业生产者联合会的副主席高芬批评说,富国的“海外屯田”将演变成第二代殖民主义,即“掠夺资源,让穷国更穷”。而联合国[微博]农业发展基金会主席那瓦兹则针锋相对地回应道:“世界迫切需要私人资本投入到穷国的农业开发项目中。否则,2050年世界人口达到90亿时,联合国将难以保证世界粮食安全。”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理论上,通过国际投资,有利于将土地资源和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大资本可能掠夺资源,侵害小生产者的利益。因此,大资本要进入农业,特别是海外资本进入国内农业,都可能带来实际的损害。”
事实上,纵览近几年官方对海外屯田的表态,也均以谨慎为主。2009年,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就称,中国政府倾向于依靠自有土地保证粮食自给自足,这与沙特和韩国等投资于海外农田的国家不同。“我们不可能依靠在其他国家投资来保障本国的粮食安全,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牛盾表示。据牛盾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表态,除了大豆,“中国主粮的自给率现在为97%左右,国家定的目标是95%”。
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也称,中国农业“走出去”主要是像《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所明确的,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目前,大家也了解中国在大豆进口上占的量比较大,超过国内产量的一倍,这种情况下通过和国际的合作,在国际大豆的采购、物流等方面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体系,应该说这是我们当前很关注的”。
“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以多种方式和当地开展一些油料作物种植、粮食生产、蔬菜、水果生产,应该说国家政策也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去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条件进行的,但绝对不是一个大规模的中国的农民或企业到海外去购买,或长期租用其他国家的土地,大量地种植粮食,相应地依靠它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张晓强当时说。
值得关注的是,据官方媒体报道,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说,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习近平还强调,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
《粮食安全:世纪挑战与应对》一书建议,中国的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应重视灌溉现代化、耕地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国际经验。
对此,马文峰的建议是,海外屯田可以是“补充”,但完全依靠该战略,根本不足以弥补中国不断上涨的粮食缺口。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国内自己的资源,挖掘潜力”。
马文峰建议,支持农业发展需要适当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仅依靠逐年提高国内粮食的价格水平的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关键要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实现中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信息化及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全球竞争力。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较小,成为制约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重要因素。”马文峰认为,因此,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是需要发展农村地区的非农村产业,吸纳现代化农业条件下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同时,须减免农村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所有税收,对于确实能够带动较多的农村地区的就业的项目应当给以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促进中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资源更多的向我国农村地区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和总体水平的提升,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