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王庄村：种地的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在农村有句谚语，叫一亩园顶十亩田。讲的是种菜要比种粮食收益快。这句话在河北省永年县姚寨乡南王庄村得到了体现。
大年初五，王庆海查看了村里的三十几座大棚。与被冻得板结的大地相比，大棚里的土地如同肉松一般细腻蓬松。自家的土地被征去修路了，但是失去土地的王庆海并没有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合作社“上班”，在大棚基地当起了保安。
在程会平8分地的大棚里，种着西兰花、芹菜。每年的收入比过去单纯种小麦、玉米翻了四五倍。
2008年之前，程会平自家的4亩地，每年大约收获800斤小麦和1000斤玉米，纯收入不到3000元。2008年后半年，村里与当地一家企业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专门生产有机蔬菜。
本已割完麦子，买好玉米种子的程会平选择了投奔合作社，后半年按照合作社跟企业的协议，种起了辣椒。2009年，又将自家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了合作社。合作社每年按照每亩地2000元的租金将土地流转给了合作的企业。企业负责出钱、出技术，合作社负责具体管理。
据合作社理事长王旗介绍，包括南王庄村在内，参加合作社的有6个村，800多户人家。加入合作社以后，从种源到销售，都由合作社和企业负责。王旗原是邯郸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正式职工，每年有五六万元的收入。成立合作社后，他回到村里成为合作社的理事长，工资由企业给开，他的任务就是给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提供服务。他的收入比过去在市里时多了一倍。
现在，参加当地合作社的农民收入包括两块：一块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入，仅这一项就顶上了过去种粮的收入;另一块是种菜的收入，因为是按照企业要求种植的有机蔬菜，所以蔬菜不愁销路。从合作社收购的有机菜直接进入城市超市，或者出口国外。
而在此前，永年县流传着一个段子，因为当地大蒜出名，但知名度不高，为了卖出去挣钱，当地人都是背着大蒜全国各地推销，一挂蒜一开始要价20元，后来两角钱就被贱卖出去。
59岁的程金也是合作社的一员，他一年种西兰花的收入就能过万元。之前，程金都是骑自行车走十几公里到邻近的邯郸市卖菜，菜价低的时候眼看着菜烂在地里没办法。现在，他都是按照企业的订单来种菜。
尽管这些地方的农民收入都增长了，但遇到的相同问题是，种地的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无论是檀瑞发还是程会平，他们额头上都已经有了很深的抬头纹，张口说话时露出的牙齿也不再齐整。这些在城市里早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由于子女都已经离开村庄，不得已继续从事着农业生产。
谈起儿子程小宁时，程金扬起了头说，儿子是全村唯一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上中专时学的是电子专业，毕业后，程小宁选择到北京找活儿干，一个月四五千元的收入，要拿出一多半来支付房租、饭钱。去年，程小宁准备凑些钱让媳妇来北京做点服装批发生意，后来听说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要外迁，也就搁置了下来。
回到家后，程小宁每天都要跟同村的年轻人聚会，桌席上他总是讲到北京的地铁多么长，生活节奏多么快。但每平方米上万元的房价和限购政策，使得程小宁难以扎根北京，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挣钱，然后到河北的二三线城市买房。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城市人至少要在城里上幼儿园、小学，才能获得与城里孩子相同的机会。中专学历的程小宁现在筹备着继续深造，他希望通过提升技能再找一份薪酬高的工作，把媳妇接到北京生活在一起。
西万安村：老人一旦身体不好，地就撂荒了
初六傍晚，太行山南部山区降下大雪。纷纷扬扬的雪粒将河北武安市境内的大部分村庄都包裹上厚厚的积雪。
在西寺庄乡西万安村，宋江文的老伴儿正忙着在灶台上做饭，锅里小米粥溢出的香气，让这个二层楼结构的四合院显得暖意融融。
这个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村落，是一个典型的靠天吃饭的山村。村子随着山坡沟壑高低起伏，因为是山坡地，这里的农民不能像在平原一样种大棚，除了地形，制约这里农业发展的还有水源的匮乏。
在十年九旱的华北山区，为了解决村里人畜饮水和作物灌溉问题，村里几乎都有一个蓄水的旱池。宋江文家就在村里的旱池边上。但给儿子宋小亮烧水做饭的时候，宋老太都会用盛在缸里的井水，或者是平时不舍得用的自来水。
在村里，宋江文家属于殷实的富户，这不仅是因为他拥有13亩地，还在于家里有多少人外出打工。几十年前，当宋江文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随着父亲“跑太原”了。因为地理、文化、商贸和人脉的关系，这个在河北省境内的山村，有一多半年轻人都选择到临近的山西省太原市务工。过年这些天，好多家门口停放的小汽车都挂着山西的车牌。
年近60岁的宋江文已经不在务工的“候鸟群”里了，他一年到头就跟老伴儿种家里的13亩旱地。因为山高沟深，适应耕种的土地都在离村里较远的地方，每天从旱池担水走十几里地浇水的宋江文，身材短粗壮实。相比种小麦和玉米，他更喜欢种棉花，因为棉花的收益是小麦的三四倍。
但与儿子相比，宋江文一年的收入就算不上什么了。从儿时起，宋小亮就跟着父亲一起跑太原。现在，1986年出生的宋小亮也有了儿子。他如今在太原从事建筑行业，一年收入能有10多万元。
跟着工程队揽活儿的他，在2008、2009年的时候大赚了一笔，宋小亮说，那个时候太原盖楼多，生意就跟着多。现在，宋小亮已经在太原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把媳妇和孩子一起接到了太原。
但去年，宋小亮遇到了困难。太原房地产开发和政府装修因为政策的限制明显少了很多，揽不上活儿的宋小亮在家闲了大半年。
在几十公里外的河底村，回到老家的刘占杰心里一直犯愁。他在北京打工已经五六年了，打工期间，找了一个河北邢台的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没想到，他前脚一回老家，对象的家里人就逼迫女儿从北京租住的房子里搬出来，不许她再跟他交往。
在北京当保安的刘占杰每月工资就2000元。女方家长因为嫌他没有积蓄，收入也不高，一直对他不满意。
其实，早几年的时候，刘占杰并不差钱，武安是一个铁矿很多的地方，刘占杰所在的乡有很多小铁矿，当时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小铁矿打工，每个月能挣好几千元，但资源是有限的，铁矿资源越采越少。炸山取矿又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不少耕地因为多年不种而撂荒。
在刘占杰看来，村里的耕地撂荒不仅仅是因为山区土地贫瘠、水源少，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了耕种的劳动力。村里的年轻人现在分化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学的，通过考试进入城市;一部分是打工的，通过工作临时落脚在城市。村里的老人一旦身体不好，地就撂荒了。
宋江文也说，种地的都是老面孔，平时看谁没锄草，没浇水，多半原因是谁身体出了毛病。在宋江文屋子后面的山坡上，有一棵几十年树龄的核桃树，是村里一对老夫妇年轻时种的，老夫妇有4个子女，现在子女们都在城里生活了，老人身体不好，也被子女接进城了。如今，每年核桃树结出青色果实时，再也看不到有他们家的人去打核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