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农村地区布点建厂,村企间由于利益矛盾、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沟通协调不足等问题导致的矛盾在国内各地都日益凸显。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吉林省白山市板石街道吊水壶村了解到,这个曾经村企冲突激烈的地方,通过搭建“四方共建”社会管理平台,解决困扰当地政府、企业和村民间的生产、生活问题,走出了一条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村企矛盾需新模式化解
吊水壶村位于吉林省白山市外围地区,2007年前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处于当地平均线以下。2007年9月,中外合资的吉林板庙子矿业有限公司来到该村开工建设,主要从事金矿的勘探、采矿和选冶工作。
2009年春夏期间,由于吊水壶村村民与吉林板庙子矿业发生争议,该村发生了两起村民集体堵路事件,企业停工,当地政府调解未果,三方陷入僵局。堵路事件历时近4个月,企业表示,每天直接经济损失近300万元。
吊水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克军表示,当时村民堵路,主要反映该企业的作业道路从村民居住区穿过,给吊水壶村带来了噪音、灰尘及人畜安全问题,尤其是井下爆破震动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居民所谓的噪音与污染只是表象,其下掩盖的是村民日益焦灼的生计可持续问题。”
吉林板庙子矿业有限公司白山项目总裁郝雨生则认为,公司也是受害一方,并不应该承担责任。“堵路事件发生后,公司对村民公开的爆破鉴定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各项环境指标达标,但村民对结果并不认可,我们也很无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李文祥长期在吊水壶村对村企矛盾进行跟踪调研。他认为,企业的境地是“合法有责”:企业的行为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没有任何问题,但确实给村民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村民的境地是“无理有因”:村民明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确实没什么道理,但揪住影响生活这一点要求企业赔偿。同时,村委会和街道缺乏协调的有效办法和公信力,导致企业认为政府无作为,村民认为官商勾结欺负百姓,对政府调解置之不理。故而矛盾陷入死循环。
“破解这个死循环,就需要一个具有一定公信力和基本能力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来打破这种信任僵局。”李文祥说。
“四方共建”让四方都满意
2010年8月,吉林大学依托吊水壶村构筑“党委政府引导、高校科研机构规划、企业扶持、社区参与”的“四方共建”模式,即在矿业社区内由板石街道、矿业公司、矿属社区和吉林大学专家团队四方合作,调动、整合四方资源,通过良性互动,形成“四位一体”的合作发展平台。
“‘四方共建’让我们真正地沉下去、接地气,真实了解老百姓的诉求,推动了群众路线的开展。”板石街道党工委书记秦玉林说。
祁晓民是吉林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是“四方共建”中高校科研机构一方被抽调的志愿者。“街道在调解村企矛盾时,常陷入情与法的两难。而相较于企业,同一问题村民更愿意接受我的解释。”
企业一方也对“四方共建”模式赞不绝口。“以前企业都是单打独斗地去处理社区发展问题,和老百姓交涉时各执一词,导致矛盾激化。”郝雨生说,“四方共建”平台搭建后,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共谋发展。在四方办的推动下,矿企积极投身社区建设,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社区经济项目、解决就业及为转移剩余劳动力提供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目前企业有25%的员工来自周边社区,解决了村民就业的问题。
现如今,村民收入明显提高,近四年内人均收入由3000元增加至8000多元。由企业投资成立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劳动服务处等项目均已盈利,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相关经济组织基本成型。
仍需改善
记者调研了解到,如今,吊水壶村“四方共建”社会管理模式仍在探索中,由于社区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推进和谐共赢的社会管理工作尚存在诸多不足和亟需改善之处。
一是由于合资企业存在定期人事变动的规律,管理层对“四方共建”认识不一,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缺乏长效驱动力;二是地方缺乏完整的社区发展规划,仍侧重于解决零散的社区群众矛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长远性和战略性上尚缺乏系统、长期的思考;三是“四方共建”制度缺乏有效的落实机制,导致一些决策和共识落实的效率和效果均不乐观。
受访者认为,应完善“四方共建”各项日常运营制度使其更加规范,有章可循;制定四方共识评估与反馈机制并加强监督,以保证各项共识能得到高效落实,防止因某一方的延误或效率低而影响事务推进。
吉林大学团委书记姚毓春等还建议,非利益直接相关、在老百姓中具备公信力、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和事务调解技能的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作为第四方引入,解决现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