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农民可以全家进城，他们的土地低价、非正规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户，这些仍然留村务农户若可以流入30~50亩耕地，每年就可以有3万~5万元农业纯收入，再加上副业收入，可以获得不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这些“经济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中农”就成为现在村庄的中坚力量。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中农+老人农业”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在这个基本结构中，无论是老人农业，还是中农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粮食亩产一定是高于规模农业的。这也是今年中国粮食“十连增”的基础。
但农村也面临着地块零碎、公共品提供困难和农地上越来越严重的“反公地悲剧”等严重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土地是生产资料而非农民财产。如果将进城务工、不再依靠在土地上劳动来获得收入的农民的土地交由仍然在村务农的农民经营，走的人可以从集体经营的土地收益中分享土地利益；一旦进城农民返回农村，又可以重新获得土地进行生产，农村集体土地就可以按照最方便有效率的方式经营，并总是由仍然留村的集体成员来经营。这是一种对农村发展更好的制度安排。
《南风窗》：你提倡的中农+老年农业的中国乡村发展模式，跟政府现在提的家庭农场听起来很接近？
贺雪峰：家庭农场的规模一般要到100亩左右，是正规化的资本经营。按照新公布的中国耕地数21亿亩算，能容纳的家庭农场数差不多就是2000万户左右。中国的城市什么时候能吸纳其余的大量农村家庭和人口，将现在的2.1亿户小农减到2000万户？这显然是个缓慢而反复的过程。
当前农民承包地流转大多是非正规的，既无固定流转年限，又无正式流转合同，往往是口头协议。农村土地流转也绝大多数是在村庄范围内发生的，是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之间的土地流转。一旦自己进城失败，返回农村可随时要回承包地耕种。因此，进城农民宁愿低租金将土地非正规地流转给邻里亲朋，也不愿高租金正规地流转给外来大户。
而通过国家支持形成的规模经营，则是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政府花钱来推动土地正规地向规模经营流转，因为“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土地租金大幅度提高，因为“规模经营”，农业风险大幅度提高，因为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之前可以容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耕地就不再能容纳之前的老人农业和中农。
这样一来，在农村中可能出现的将是以下格局：在城市无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将不再有农业就业机会，成为吃进城务工经商子女白食的消费者；中农将因为土地高租金而不再可能低价租入土地，无法再在农村呆下去，被迫到城市谋生；进城失败农民将不再可以随时返回家乡种田，农村的蓄水池作用也无法发挥。
而以高租金租入土地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经营者，因为租金高、规模大，相应地利润薄、风险高，政府为了让规模经营者不破产，就不得不为规模经营者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为规模经营提供政策性保险，在之前的农业财政支出以外再背上沉重财政负担。
因为农村人口不可能都转入到城市，留守在村、无事可做的农村老弱病残将仍然居住在村庄，他们的土地却在政府支持下流转给规模经营者，这样，在村庄中就形成了庞大的“老弱病残+经营大户”的结构。
这个结构与之前“老人农业+中农”的结构完全不同，是脱节且对立的结构，经营大户赚了钱，农民眼红不满，经营大户是一定希望只要农民的地而不要农民的人的。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构将带来巨大治理成本。
现在提出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功夫在于减少农民。问题是将大量弱势农民弄到城里去，他们在城市无法体面安居。留下少数农民作为农场主，在政府扶持下收入倍增，这解决了什么农民问题？
新城乡二元结构
《南风窗》：很多人往往在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的话语下，表示要给农民以平等公民待遇，维护农民享受现代化的权利，并且认为，将大量农民移出农村城镇化，同时提高少部分在村农民的农业种植规模和技术，让农民职业化，是可行的办法。
贺雪峰： 在历史上，通过“一国两策”，城市剥削农村，农业补贴工业，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主要的原始资本积累。城市户籍具有远高于农村户籍的福利含金量，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是对农民剥削性的体制。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之前农村户籍中对农民剥削性和限制性的条款逐步取消，城市户籍中高含金量的福利也逐步剥离，除少数几项户籍福利的差异，像教育外，当前城市和农村户籍上的福利含金量相差无几，甚至可以说，因为农村户籍中还有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住宅三项权利，使农村户籍的含金量高于城市户籍，这尤其表现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
当前中国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强势资本下乡挤占本来就不多的农业GDP，使中国进城失败的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保证农业GDP主要被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民分享。
另外一种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自然形成的非体制差异。客观上，因为城市和农村在聚居模式、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大量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相对衰落。在城市与农村、工商业与农业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差异。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是简单地通过政府政策就可以消解的，是一个发展阶段必然存在的问题。除少数发达国家因为高度现代化真正做到了城乡一体化以外，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对比鲜明甚至尖锐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以中国所处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位置来看，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庞大的就业不稳定、收入不高的底层，因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使他们还可以在城乡之间往返。唯有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产业进一步升级，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城市才可能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安居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