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 高弘杰/CFP
近日，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农地规模经营必须建立在农民大量转移基础上，“如果农民没有转移出去，没有成为市民，土地过度规模化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时，他又指出，目前，土地征收“剪刀差”问题突出。“土地被征用以后，巨大的增值收益没有多少落到农民腰包。农民工工资有所增加，但同工不同酬，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保。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净贡献。”
农地规模经营不能“下指标”
韩长赋认为，农业现代化需要有一定的经营规模，但不能盲目追求农地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速度、程度，要和农民转移相适应、相同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不能定任务、下指标，更不能强迫命令”。
他还指出，中国“不存在搞农业现代化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家庭农场是西方国家农业主要模式，其本质是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既能适应传统生产力，也能适应现代生产力”。中国应“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家庭农场”。
他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家庭农场动辄几千亩地乃至上万亩地。巴西、阿根廷，一户家庭农场3000多公顷。中国不可能搞那么大规模。目前，每户农民才半公顷地，如果一个家庭农场搞到1000公顷，就意味着2000户的地给一户种，其他人干什么去？”
韩长赋认为，中国发展家庭农场，不能照搬美国、巴西的模式，“要强调适度规模”。这是因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目前每户农民仅有半公顷地，相比地广人稀的美国、巴西等国动辄几千亩的家庭农场，要逊色很多。
他分析说，如果一个中国家庭农场搞到1000公顷，就意味着要将2000户的地交给一户来种，这就需要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但是，为转移出去的农民找到出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统计数上城镇人口过半了，但实际上农民还是多数”，“急不得”。
针对一些工商企业进入农村租地，搞所谓规模经营，韩长赋也不赞成。韩长赋说，“大企业到农村‘反租倒包’，只能雇一小部分农民，其他农民怎么办？”如果把农民排斥在外，农业现代化就是“外面造出来的，农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土地收益“剪刀差”剥夺农民
韩长赋认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最突出表现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说到底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新农村建设滞后，农民的收入、素质提升、权益保护滞后。”
他分析称，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低价收购农民粮食、工业产品高价卖给农民，如此造成的工农产品“剪刀差”让农民做出很大贡献和牺牲。“现在，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但要素交换‘剪刀差’仍很突出。”
他以征地为例指出，“土地被征用以后，巨大的增值收益没有多少落到农民腰包。农民工工资有所增加，但同工不同酬，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保。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净贡献，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
韩长赋指出，富裕农民需要减少农民。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农村人口肯定要减少，但是不会少到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到2030年，我国人口峰值为15亿人，如果那时城镇化率到了70%，意味着农村还有4亿到4.5亿人，农村劳动力大概是2亿人。”
他分析说，到时候，2亿农村劳动力中，种地者大约4000万到5000万人，还有一部分人从事畜牧业或农产品初加工、储藏、运销等。即使个别大农场可能会出现，但“基本构成还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
韩长赋指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后，“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是农业产业从业者。”他描绘了现代化后农民的生活，但又指出，“这是中国农民的愿望，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才能实现。”
在他的展望中，到时候，“农民种地会有社会化服务，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劳动强度也不会太大，种地收入不比打工差，不比城里人差。房屋建筑现代化，道路通到家门口，一天能洗上一个热水澡。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和城里人没多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