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国际经验教训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依赖型向生产率提高型转变，核心是加快创新步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城市化产生的创意集聚效应和资源集约使用等优势，无疑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可以产生多种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社会分工效应、节省交易成本、技术溢出效应、启发和激发创新等。
通过推动“人的城镇化”，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素质也将逐步提升。魏际刚认为，农民市民化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如新市民通过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服务提升健康素质，通过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提升技能，青年农村劳动力市民化使城市老龄化程度降低，这些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当然，城镇化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明显的，这将加快我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蔡昉认为，在农民工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之前，由于他们的终身收入流缺乏稳定性，其消费充满了后顾之忧，并不能成为像城镇居民一样的正常消费者。可以预期的是，市民化必然会进一步增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收入稳定性，扩大其劳动参与率，收入增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将大幅度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预计，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对于拉动投资的作用，辜胜阻分析称，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现在的10万亿级上升到20万亿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
迟福林认为，加快投资转型，重点在于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增长能够反映人口城镇化发展转型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中国已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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