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展红利和增长引擎。然而，经过此前30多年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城乡矛盾突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需求拉动不足等诸多难题。专家认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以转变过去低成本扩张的“半城镇化”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增长源泉。
“半城镇化”模式困境重重
今年春节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再现“用工荒”，用工成本不断上升，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
城镇化所创造的“人口红利”，这一过去30多年来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正在逐步消失。较早提出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学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2003至2011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这个增长速度符合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城镇化”长期滞后，1.6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劳动力流动和聚集的潜力日益受到制约，被形容为“半城镇化”。
蔡昉认为，没有城市户籍、未能均等地获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已经是城镇就业的主体。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的农民工，尚未能够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一旦撤离劳动力市场，必然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风险，甚至诱发社会风险。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一些企业用工短期化、功利化倾向加重，对劳动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缺少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储备，缺乏人文关怀；年轻员工没有正常的向上流动渠道，对自身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职工对企业也缺乏必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大量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这样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造成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三留守”人口的巨大的社会代价。
“目前工业化快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模式会导致发展失衡，带来突出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际刚认为，土地、能源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缺乏包容性，会增加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加产业发展的成本、加剧产业发展不协调等，最终波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至国家工业化进程。
“半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正是“人的城镇化”。虽然各地在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阶段，仍然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但新型城镇化正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
“新型城镇化”是创新源泉
如果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人的城镇化”通过人的聚集，实现知识的聚集，从而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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