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土地供给。一方面要遏制城市盲目扩张，乱占耕地，努力避免大量土地撂荒，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保护。其次，在粮食科技方面要大力推动创新，从培育良种到农业生产机械化等，都需要科技进步来推动。最后，农产品产销渠道一定要保证畅通，避免农产品滞销或者价格过低给广大农民带来损失，粮食保护政策也一定要落到实处，使惠农政策真正惠及辛勤种粮的广大农民，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王雅鹏说。
城镇化VS粮食安全
城镇化是我国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而在城镇化工程中，粮食安全问题也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就多次指出处理好二者间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今天的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今天的19683个，城镇化人口从1.7亿增加到6.9亿，这一过程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因非农化而走出农业和粮食生产，使我国的粮食生产供给遇到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农民的市民化，所消耗的粮食又不断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粮食消费量增加100亿斤。一个农民转变为一个市民之后，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变化等导致增加粮食消费80～100斤。城镇化过程中的粮食供给需求的反向运动，使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的背景下，仍然净进口粮食7748万吨，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很多地区出现了耕地资源规模大幅减少、耕地资源浪费及质量严重退化等现象。耕地资源的减少，有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城镇化和灾害毁损四个方面的原因。城镇化是仅次于生态退耕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既有对非农建设用地合理需求扩大的原因，也有盲目圈地、乱批滥占耕地等原因。但无论什么原因，耕地资源更加短缺的现状已形成。1996年，我国耕地总量为19.51亿亩，2008年降至18.26亿亩，下降1.25亿亩。
而为了应对这一现状，我国一直在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从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种粮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这“四项补贴”从14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28亿元。尤其是农资综合直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2年补贴规模达到了1078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负担。2004~2011年间，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年均增长速度已达27.8%，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政的支持力度。
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未来
中国目前有14亿左右的人口，以18亿亩耕地为底线的话，人均耕地是1.2亩多。中国目前的粮食平均亩产是320公斤左右，按此计算，1.2亩人均耕地的粮食平均产量就是380公斤左右。有研究表明，人均粮食370公斤是一个明显的界限，达到这个水平，就能够基本满足目前的食品消费需要。可见18亿亩应当是中国现阶段耕地保有量的下限。少于此，则粮食安全要出问题。尽管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种子的不断改良等因素，粮食单产可望有所提高，但同时，人口总量也会继续增长，粮食单产的提高将被人口的增长抵消，粮食安全始终不容乐观，所以18亿亩的红线被视作不可突破的粮食安全的底线。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关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基本国策。
然而，具体到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可否突破这一问题上，学者和专家的意见却不尽一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曾多次指出，保卫粮食安全的“战争一定不能输”，尽管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用地高峰期，筑路造房都需要用地，但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万万突破不得。对此，经济学者茅于轼则认为，18亿亩红线是不必要的，取消土地改变用途的强制性限制，让市场发挥作用。不但能够保证粮食安全，而且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实际上，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可否突破的争论一直存在也一直非常激烈。更复杂的还在于相关土地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问题、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户籍和城市化进程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和变化，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各种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用自己的耕地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应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因为从世界的粮食贸易情况看，即使中国把所有的贸易粮买进来，也仅能够中国人吃半年，所以粮食自给为主是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基调。要自给就要保护住一定的耕地面积。”王雅鹏说。
对于18亿亩的耕地红线可否突破，王雅鹏认为：“首先，划红线是要求不破红线，要求遏制耕地非农化，要大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尽量节约耕地，少占用耕地;其次，18亿亩红线可否突破，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粮食的科技生产水平和单产水平;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程度和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三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地位，如果三者发生改变，才可以考虑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