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国内没有外资农药企业。
但2006年一年，农业部批准由临时登记转为正式登记的国外农药品种共有21个。
到目前为止，世界销售额前20名的大型农药企业大都已在我国建立了有限公司或办事处，并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进入我国农药市场。据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截至“十一五”末，外资农药企业已经占我国农药市场份额的30%。
这正是一些业内人士担心外资农药产品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的原因所在。
外资加速进入中国农药市场
外资农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对中国农药市场每年数百亿元的销售额和每年超过两位数的增幅的青睐。据统计，中国在全球农化市场的排名2006年时已达到第三，2008年上升到第二，而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消费国。二是国外环保政策的收紧，使得跨国农药生产巨头把农药产能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市场。
据有资料可查的记录，杜邦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农药市场的外资企业。据曾任杜邦农化董事长兼杜邦香港总裁的林程卫端介绍，1990年，杜邦化学植保业务部门设立杜邦农化这家合资公司，专门生产磺酰脲类农药产品。当时，杜邦上海农化合资厂的合作伙伴是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此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资进入中国农药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到“九五”后期，外资进入的速度开始加快。到“十五”开始的2001年，外资在国内建立的合资项目已达到15个，投资金额达到1亿美元。其中有6个项目已经建成。包括艾格福、杜邦、陶氏、罗门哈斯等跨国巨头都有项目。
2004年，我国根据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允许外资从事农药的分销，外资从事特许经营和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也全面取消限制。这更进一步刺激了外资进入中国农药市场的热情。仅2006年一年，农业部批准由临时登记转为正式登记的国外品种共有21个。
到目前为止，世界销售额前20名的大型农药企业大都已在我国建立了有限公司或办事处，并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进入我国农药市场。以孟山都、杜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看作其国际化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们都在中国市场上施展身手，先后以优势产品开始主导中国市场。孟山都的农达、拜耳的锐劲特、杜邦的康宽、先正达的适乐时、陶氏益农的高效盖草能已经成为中国数亿农民、农药行业人员耳熟能详的名字。
以先正达为例。截至2009年,先正达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2亿美元，目前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亩作物使用先正达的农药产品。
而全国基本农田面积不过18亿亩。如果算上其他外资企业的农药产品，其影响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国内企业几乎无还手之力
一位国内权威农药研究机构的高层人士向媒体反映，近几年外资农药的市场占有率每年都在增长。粗略统计,仅2010年在水稻区，外资农药的市场份额已经占30%，在江浙等地的直播田已经占到60%。
在他看来，外资农药的冲击起码有3个方面。
首先是研发方面。占据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抓住中国农药技术落后的弱点，以技术为诱饵,牵着国内企业走。外企牢牢掌控核心技术，国内企业则沦为生产车间。现在外资农药企业基本上都是走与国内企业合作的路线，除制剂外，很多原药也在中国生产，然后再利用中国市场赚取更多资本。留给中国的，表面上有领先的技术，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但实际上仅有高昂的环保代价。草甘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孟山都等跨国巨头将草甘膦原粉放在南通江山等国内企业生产，国内企业提供最优质的原材料，赚取的却是微薄的“代工费”，而环境污染却让中国的农田受害。“中国农民用的10%草甘膦，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工业废水，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离子、强酸等有害成分。”这位高层人士说。
其次是农民的用药成本被迫提高。这位高层人士清晰地记得，在2000年以前，农民需投入的农药成本不过4元/亩。大约在2003年前后，拜耳研发的氟虫腈通过与国内企业合资的形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农民不得不被动接受高达10元/亩的农药成本。2009年以后，更是雪上加霜,在以康宽等为首的国外农药“四大天王”引领下，农民在水稻方面的农药成本高达24元/亩。而这背后，是外企的高昂利润。
再次，外资农药企业在经营上也冲击着国内原有的经营模式。外企加大营销力度，通过技术培训、控制物流、给经销商高额回报等方式占领市场。
广西一家农药企业负责人补充介绍说，外国所谓“四大天王”的水稻杀虫剂产品，从推出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在涨价，涨幅在10%～15%之间，是明显的“温水煮青蛙”策略。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生测室主任张文君则表示，国内高端农药,特别是防治螟虫的水稻农药，已经呈现出国外农药主导的局面。虽然“十五”以来，国内农药创制和研发水平不断提高,但外资农药企业的新产品在国内的推广工作更为迅速，最近3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有效成分就多达30个。
而在低端产品领域，前景同样堪忧。表面上看，那些非专利产品，外资企业的产品敌不过具有价格优势的国产货，所以销量不如国内。“但从长远看，笑到最后的却是外企。”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陈福良说。比如除草剂领域，孟山都的产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国内几乎找不出对手。
这一观点，湖南衡东县零售商单石坚深表赞同。他说，当地除草剂产品，90%以上的市场被孟山都的农达占领，“如果哪个零售店没有这种产品，几乎没生意可做。”
面对竞争业内人士态度不一
面对农药市场“洋进国退”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如果农药市场被进外资产品所占据，我国的食粮安全会受到威胁。”单石坚认为，不化解这种威胁,会很危险。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自身农药研发非常落后，市场被国外农药占领后，农民现在要付出48元/亩的防治成本。
单石坚说的这番话基本上代表了“悲观派”的担忧。
江苏一家企业老总说，目前我国对防治水稻二化螟、三化螟、褐飞虱、灰飞虱等害虫高效的药剂品种还很缺乏，市场上主要是外资企业的产品。一旦这些高危害虫对外资企业的这些产品产生抗药性，后果将不堪设想。
广西那家农药企业负责人不无担心地说，10年前中国的种业市场就有点像今天的农药市场。那时，国内种企也很分散，无力阻挡跨国公司进攻。外企在中国推广专利种子，刚开始也是通过培训，甚至免费让农民试种推广。等市场份额逐步上升后，就开始涨价。现在跨国公司一粒专利辣椒种子能卖2元多，就是一个例证。但农民只能被动接受，因为这是专利产品。“那么谁能保证，兼做种业业务的跨国农药公司，明天不会将他们在种业市场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农药市场？”
“悲观派”认为，如果国家放任不管，中国农药市场有可能最终被外企所垄断。
但“反思派”也不乏其人。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陈福良说，外资企业的产品之所以能在国内大行其道，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品牌硬。国产农药虽然整体量很大，但是由数百家企业数千个品牌所生产。一个企业拥有七八个品牌非常普遍，但是品牌的含金量不高，根本无法与国际著名品牌相抗衡。
另外，“反思派”认为，外资企业成熟的营销体系值得学习。陈福良介绍说，外资农药企业带来了先进的营销模式。他们从品牌培育到业务分析，从员工培训到农技知识普及，从文化渗透到售后服务，从终端促销到网络建设，从各级政府的植保站到农户，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营销体系。目前活跃在中国市场的世界农药六巨头先正达、拜耳、巴斯夫、陶氏化学、杜邦、孟山都，都和各级政府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比如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杜邦康宽杀虫剂，在上市之初，就曾被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重点推荐。
拜耳的稻腾产品，也享受过同样待遇，巴斯夫则直接聘请当地农业系统农艺师帮助开拓市场，以技术培训为平台，直接向农民推销产品。在湛江,一些县市农技站的农艺师，几乎就是巴斯夫的农民培训师。
反观国内大多数农药企业，销售往往翻来复去总是一些微笑服务、一条龙服务等营销口号，外加一些老套的管理手段。一些企业即使有心做市场，也是借经销商渠道，并非真正通过培训农民占领市场。
陈福良说，最重要的应对之策还是加大研发投入。
“反思派”尖锐地提出，农药是高科技产品，但中国农药的研发喊了几十年，就是上不去，应该好好反思，这是为什么？以前说是没钱，现在还能说是没钱吗？
陈福良说，近些年来，虽然国家从“973”计划专门针对绿色农药研发的每年几千万元投入，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每年约2个亿的投入增长幅度很大，但与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相比，仍是微不足道。是国家真没钱吗？也不是。那个“4万亿元”的宏大投资哪怕有1%投到农药的基础研究上，那是什么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