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我就在想，如果有人来买这些田地的经营权就好了。”冯同样表示“退地”后自己并没有太多后顾之忧。他的大儿子在厦门，最初为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开公司，经营办公用具；小儿子在广东中山打工，进修大学文凭后，目前在做别墅装修设计。“他们已经不可能来种地了。”冯辉禄说。
承包土地时，需要将优劣、远近的田地进行搭配，导致绝大多数家庭的田地都四下散落、并不连片。10多年前，机器开始进入这片村落，使用起来却不方便。而今，当地人都意识到“必须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必要的整饬，并大量使用机械和现代技术，务农才谈得上收益”。
2014年，一名老板来到川西村9组，希望流转土地，养鱼、种藕、种植稻谷，为老百姓每亩每年补偿600斤稻谷。村民争先恐后地把田地交给他，“不愿意自己做”。
基层干部对现状也有清醒的认识。“镇里仍在种田的人，几乎都在50岁以上，”礼让镇一名基层干部说，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留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最多占10％~20％。而出生在农村的80后、90后根本不种地，也不会种地，“从学校一毕业就外出打工去了，脑袋里基本上没有‘种地’这个选项。”
“对于部分农民而言，土地已经不再是他的‘命根子’，或者说，不再是他唯一的‘命根子’——他还有其他的‘命根子’。”他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土地只是万不得已之后的一条后路，“或者说，一条拐杖。”
“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事，我们可以试着给他们其他的拐杖——比如，换成社保。”这名基层干部说。
屏锦镇的一名基层干部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家种地的，几乎全是老人。”他说，种地的70后屈指可数，80后，没见到种田的；90后，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种田。
这名基层干部认为，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才是发展方向，“用50~200亩的规模来务农，是最合适的。如果一个家庭仅仅耕种几亩田地，的确不是很划算。”
表面上看，为农户做出补偿会增加大户的成本，但是，因为政府会对规模经营者给予补贴，如果实行轮种还有额外的补助，使用机器插秧又另有补助，规模种植和零散种植之间也有价差，还有直补到户的经费，“将各种补助加起来，大体能抵消流转土地的成本。”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化经营农业还是有钱可赚的。科学得当、讲究技术、精心经营，有可能得到和外出务工相当的收入。”
那么，农民“退地”后未来是否有风险？对此目前尚难有答案。一个较为接近的案例是，就在目前正在试点“退地”的礼让镇川西村9组，2002年承接三峡移民时，部分农民自愿将自己的田地退给三峡移民，退出者每人仅补偿3000元，当年，该组有15人退出，10多年过去了，15人中无人反悔、闹事，“退得出、能利用、稳得住”，尚未显示出任何“后遗症”。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否不可或缺？2001年，川西村9组完成距今最近的一次土地调整。后来，村里有三四十人——比如嫁来的女子、新生的孩子——没有获得土地，并未因此而无法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