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峰农机栽了。曾经，创业板首批28家上市企业中，吉峰农机是最闪亮的明星：上市之前，近3年营业利润复合增长率高达338.33%；上市之后，公司股价直逼百元大关，月余时间涨幅173%！
但是，这次吉峰农机栽得很不光彩，“行贿”！
2011年5月16日，吉峰农机发布公告称：“吉林吉峰金桥农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刘波因涉嫌单位行贿罪，已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重庆吉峰农机有限公司董事赖寒因涉嫌单位行贿罪，已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据媒体报道，两起案件可能与农机购置补贴有关，而补贴类农机具正是吉峰农机的主营业务板块。
次日，股价巨跌9.74%。相比当年的近百元高点，吉峰农机的股价已被腰斩。“连锁农机之王”、“苏宁第二”、“创业板第一牛股”……这些说法还有影响力吗？是时候了，投资人要撇去光环、理性地审视吉峰农机！
上市：简单捆绑的地方联盟
四川是个农业大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成都双流机场，南去是刘永好兄弟的发迹地新津，北上则是以豆瓣着称的郫县，王新明和他的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峰农机”）在此扎根。
吉峰农机的前身四川省吉峰农业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主要生产一种叫做种子催芽机的小型农业机械，其大股东“省农机学会”出资20万元，持股66.67%。在农机局上班的王新明迈出了重要一步，出资3.5万元持有11.67%。
“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对王新明，对吉峰也是这样。“小平南巡之后，流行机关办实业，当时的吉峰农业严格来说应该属于集体企业。”王新明说，后来他并没有介入公司实际运营。在农机局上班的同时，他与妻子王红艳在成都开办了一家医药流通公司。1998年，国家开始清理机关办企业。做了三个月的农村调研之后，王新明接手执掌了吉峰农机。
想来业绩不借，公司屡次转增股本，到2003年10月，注册资本已达307.5万元。
2005年10月，完成“历史使命”的农机学会完全退出。这一年的11月，王新明夫妇又向前跨了一大步：19人联合注资900万元，并将企业更名为“四川吉峰农机连锁有限公司”。19人中，王新明夫妇及王新明的弟弟（王海名）、表妹夫（赵于毅）共持有总股本的62.16%。今天涉嫌行贿犯罪的赖寒，那时也已出现在股东名单里，股比为2.69%。
2008年，吉峰农机又迈开走向资本市场的关键一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的股权结构可圈可点。
首先，对地区门店经理级以上管理人员开放公司新增股份的认购权；吉峰农机收购了上述人员持有在其所在区域的子公司股权，达到全资或绝对控股，增强了对子公司控制力。同时，王新明的妹妹（王晓英）、妹夫（薄虹斌）及近80位“元老”悉数进入股东名单。
其次，王新明率领47名核心员工组建“四川神宇”参与控股。
最后是引进昆吾九鼎投资。
到2009年5月，总股本锁定为6695万元。
王新明夫妇直接持有30.91%，四川神宇持有14.27%，九鼎投资持有9.32%，其余股本由地区门店经理及“外部人员”持有。至此，以上市为目的、以股权为纽带的战略联盟已然形神兼备。
不过，这个联盟的紧密程度恐怕有些令人怀疑。苏宁、国美是总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建立分公司，吉峰农机则是以股权为对价进行跨地区整合。国美的“封疆大吏”端的是黄光裕给的饭碗，而吉峰农机被整合方的创始人是把碗里的肉倒进锅里，再端着碗到锅里分一勺羹。
《招股章程》披露，吉峰农机全部59家子公司由36人分任法人代表。董事长王新明名下有3家，王海名、薄虹斌、赵于毅等名下各有1家，而赖寒名下居然有9家！刘波、赖寒“出事”，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总部对子公司的控制力有限。吉峰农机会不会只是采购大联盟、上市共同体？子公司是不是独立王国？
上市前为利益结盟，上市后仍然疯狂扩张。两名核心人物被捕之后，在2011年6月10日的“情况说明会”上，吉峰农机高管表态：目前公司仍然以规模化扩张为先导战略。对于扩张的方式，吉峰农机仍然是主要通过“并购重组”与“新设整合”等方式进行。
《证券日报》记者曾以加盟者的身份致电吉峰农机市场部门咨询得知，对于各地的加盟商，公司的要求相对宽松：“要做过农机行业，或者正在做农机行业的，都可以做加盟店。”市场部门工作人员称，吉峰农机对加盟店的店面等并没有强行要求，而且代理的品牌中“你可以做一种，也可以代理多种，我们允许一个地方有多家店面出现。”
但是控制力本就有限的公司总部，快速的扩张之下，对地方的管理监督显得苍白无力，终端门店各自为政的色彩很浓。吉林吉峰金桥农机与重庆吉峰农机的“意外”，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松散的联盟体系的弊端。
套现：“让领导先走”
2009年10月30日登上创业板以后，吉峰农机短短20个交易日涨幅高达396%。券商、媒体、基金不吝溢美之辞将其捧为“苏宁第二”，股价两次逼近百元大关（最高97.4元），无数投资者被挑在“针尖儿”上。随后穿着“苏宁马甲”，混迹于创业板，不知不觉中吉峰农机的限售股陆续解禁。
上市前，王新明夫妇控制着45.67%的股权，其他54.33%股权由84名自然人分散持有。上市后王氏夫妇股比降到34.22%。
2010年11月1日，吉峰农机限售股解禁之日就是高管开始套现之时！
11月1日，王晓英减持30万股，套现954.6万元；
11月3日，董事曾晨东减持12万股；
11月8日起，赵于毅连续三天共减持17万股，累计套现599.24万元；
11月10日，王新明的弟弟王海名减持25万股，套现796万元……
2011年1月末，吉峰农机公布了“诱人”的高送转方案，股价再次飙升，而高管们又开始减持了：赵于毅减持3万股，套现105万元；曾晨东减持15.8万股，套现545万元；监事会主席陈德减持5万股，套现176万元；董事郑舸区减持7.6万股，套现近256万元……粗略估算，吉峰农机高管累计套现金额不下1亿元。
在6月10日的“情况说明会”上，吉峰农机就高管套现给出的居然是“改善生活”之类的“标准答案”。值得留意的是，套现者在吉峰多为公司高层，“非富即贵”，收入定然是顶尖的。说到改善生活，中低层干部无疑更迫切。或许是因为端着王家的饭碗，即便没有被明确禁止，中低层干部也不敢妄动，只好“让领导先走”。
与此同时，机构资金对“昔日明星”的减持也十分坚定。2011年一季度，持有吉峰农机的基金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位于吉峰农机所在地四川郫县的华西证券郫县东大街营业部，也曾现身“卖出榜”。根据惯例，上市公司本地总有先知先觉的“消息灵通人士”，早早潜伏及时逃遁。
“领导先走”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更明白吉峰农机“高增长、高送转”的质量不高而且难以持续。2010年，吉峰农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27.8%。如果扣除吉林金桥和辽宁汇丰带来10.94亿元，还有整合西北地区4家公司实现的3.84亿元，2010年较2009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仅为35.6%。
如果说上市融资就是为了加速发展，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增长各有千秋。吉峰通过并购整合扩大规模无可厚非，但这扩张的效果却难以让人信服。2007～2010年公司营收复合增长率为127.8%的情况下，净利润仅上升28.5%（已扣除非经常损益），短期借款却增加了1293%，应付票据和应付款项分别增长417.8%和278.2%。
高管、基金、本地资金纷纷逃跑，持股的中层干部、二级市场的投资者，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吉峰农机的高管为何对公司的增长会信心不足大肆套现呢？
模式：缥缈的“苏宁”马甲
2010年6月及2011年5月，吉峰农机曾有两次“每10股转增10股”的大手笔分配，在股本扩张方面多少有点苏宁的意境。不过，吉峰农机的高配送最多有苏宁的形却绝无苏宁的神。支持苏宁股本高速扩张的是优良的业绩，吉峰农机不过利用了上市后资本公积金暴增20倍之机，这一点与其他创业板新贵相似。
从2007到2010年，吉峰农机营收的年复合增长率达127.8%。至于原因，吉峰农机管理层说得很实在――“农业机械补贴政策的强力拉动效应。”2008年，国家农机补贴资金40亿元，2009年增至130亿元。同期吉峰农机的营业收入从7.9亿元增至16亿元，而这16亿元中的5.4亿元来自国家补贴。
吉峰农机虽然销售额很大，但利润比纸还薄。“整个行业饼就这么大，毛利率只有3%～4%。”王新明对媒体如是说。
统计数据显示，2006～2009年间主要商品的毛利润情况（上市后反而透明度降低，不再披露具体明细）不容乐观。吉峰农机净利润更是少得可怜，好年景净利润率能突破3%，2010年居然只有1.82%！
吉峰农机被誉为农机行业的苏宁是天大的误会――当然，不排除利益团体有蓄意误导的嫌疑。从商业模式上看，有两点决定了吉峰农机难以成为“苏宁第二”。
先说简单的。国人都知道国美、苏宁是靠占用供应商资金起家的。供应商把货铺在店面，国美、苏宁收取货款。利用销售与结算的时间差，“美苏”手中常年沉淀着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成为他们迅速扩张的原动力。而且规模越大、店面越多，供应商铺进来的货必然相应增多，“美苏”占用的资金也越多。想当年，除事先约定的进店费之外，供应商还要交“店庆”、“促销”之类的费用，数额多少什么时候结款，基本看“美苏”的“心情”。“美苏”占用供应商资金规模之大，一度成为财经界热议，甚至最终引发商务部出台相关法规限制。
反观吉峰农机，不仅没有可能靠占用供应商资金发展，反而要代垫资金！根据《招股章程》披露，农户购买农机时仅支付货款与国家补贴间的差额。具体流程是：政府每年公布“农机补贴目录”，农民按照目录里的内容，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然后再向当地农机管理部门申报，随后政府根据情况发一张确认单，农民会拿着这张确认单到吉峰来购买农机。
比如一台5000元的农机，政府补贴1000元，那么农民付4000元就可提货。吉峰先要垫付1000元，每年4月和10月才能从当地财政部门领取补贴。2009年前6个月吉峰农机向财政部门申报的补贴金额达2.4亿元，占营收的30%。一面是占资，另一面是垫资，在这方面吉峰农机与苏宁完全相反。
查阅吉峰农机年报可以看出，在应收账款一栏中，2010年度公司应收账款约为5.9亿元人民币，占本期总资产比例的23.21%。截至2010年12月31日，尚未结算到账的各级政府农机补贴款为1.15亿元。对于一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为2亿元的企业而言，1.15亿元不是个小数字。
而且，吉峰农机的主营业务对政策也养成了一定的依赖，一旦政策减削农机补贴金额，公司的主营收入将会大幅减少。相对单一的主营业务结构或许也是吉峰农机的成长瓶颈。
再看深一层。本质上，国美、苏宁开创的家电连锁模式是商业地产的运营管理而非零售。好比大型商场一般在顶层或地下层设“小吃城”，由小商贩经营拉面、水饺、馄饨……应有尽有。现金由商场统一收取，扣除流水和管理费后定期划给经营者。除了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监管，商场对商贩具体卖什么、怎么卖、成本、价格、服务等细节不会过问。这样的商厦不会被认可为是餐饮企业。国美们的角色何尝不是如此？
走进任何门店，看到的都是雷同的条条块块：长虹电视、海尔电视、三星电视、海信电视；然后是海尔冰箱、lg冰箱、三星冰箱；还有空调、热水器……卖场皆按品类分区，按厂家分块儿，展品布置、促销员派出都是供应商的事，同一品牌同一款式的商品在苏宁、国美的价格也不会有多大差别。顾客无法也没有必要区分走进的是国美、苏宁还是永乐、大中，唯一考虑的就是交通的便利性。那么选址布点就成了唯一的要点，对供应商的合同管理成了主业，这不就是商业地产的运营商吗？类似的还有红星美凯龙、万达、居然之家……商业地产三要素是：位置、位置、位置，苏宁们选择的都是黄金旺地，而且不惜代价。
而吉峰农机的经营场所多位于城乡结合部，降低成本是选址的主要诉求。甚至合法性都不必太在意。《招股章程》披露，吉峰农机86宗物业租赁合约，只有22处合法有效，按营业面积算只有16%。许多不过是吉峰农机漫不经心、摆摆拖拉机的大院子而已，今年这里卖，明年换地儿也无妨，不存在稀缺性、便宜即可。显然，吉峰农机并没有把经营场所作为商业地产经营。
苏宁、国美、永乐、大中们的成功路径是圈地、占款、圈更多地、占更多款，每一个轮回下来，公司规模就长一圈，直至市场饱和。吉峰农机的模式是垫资、拿补贴、垫更多资、拿更多补贴。利润薄，只拿到2000多万元投资，吉峰农机的垫资能力是怎么跟上销售规模扩大的？两名高管被捕，问题就有可能出在虚假垫资上！
另外，哪些经销商可以销售“农机补贴目录”上的产品，是由当地农机部门决定，这里的寻租空间就大了。刘波、赖寒很可能在“搞定”农机部门这个环节上“失足”。另一方面，政策补贴不可能无限增长，每年都会调整，今年的额度用完了，农户可能会不买，等明年、后年申请到指标。外行眼里，解决“三农”问题是基本国策，农机销售行业前景光明。其实这是一个发展靠政策，吃饭得行贿的领域，完全不作奸犯科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苏宁模式是可以良性循环起来的，而吉峰农机的“垫资苦肉计”却不那么好玩。
两个行贿嫌疑人掌控的子公司是吉峰农机的股肱。2010年，吉林吉峰金桥与重庆吉峰两家公司的净利润合计占到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7.2%。领导人被捕后子公司销售收入净利润会受多大影响，帮客户代垫的农机补贴能否及时、足额拿到，都成了未知数。
模式先天性不足且总部控制无力的情况下，子公司“涉嫌行贿”的丑闻是吉峰农机自酿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