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农机巨头约翰迪尔公司迎来了175岁的生日。这家农机行业的“百年老店”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世界农机品牌之一，约翰迪尔已在中国的农机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为此，我们应邀采访了国内农机行业的专家学者，力图通过他们的视角和亲身感受，从细节处为您展现一个全方位的约翰迪尔公司，以及它给中国农机化发展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也许你很难想象一个人的一生会因为农机而改变，但这却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件。
8月10日，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常务副会长马世青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传奇的经历。
“约翰迪尔深深刺激了我”
“约翰迪尔有句广告语叫：‘迪尔改变世界’。我不知道迪尔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但是我却清晰的记得迪尔是怎么改变我的！”马世青如是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农机化事业虽然也受到文革的干扰，但农机化工作还在探索前行。其间在1966年和1971年还召开了两次全国农机化工作会议，时间均长达整整一个月。在农垦系统，全部国产的农业机械基本上已经承担了主要粮食生产的大部分生产环节，成为了当时我国农机化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
“1968年，我被分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那个农场的农机化技术力量非常强。我的师傅就是一个技术非常过硬的技术员，跟他学习使我在农机业务方面进步非常快。”马世青说。
“进入农场的农机修造厂后，一方面由于当时我是唯一一个政治背景合格的技术员，所以我可以参加很多大型的项目，迫使我必须努力的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兴趣使然，我自学了很多大学的课程，也搞了很多技术革新和发明设计。像14米长的悬挂式喷雾机和一些中耕机械，都很成功，这使得我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小有名气。1976年我在北安管局主持粮食烘干机的研究，组里就有三个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回忆起那些岁月，马世青显得神采飞扬。
“在农场农机修造厂工作了10年，加上当时颇为成功的农机设计革新，我设计的机具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全面推广，这些都让我开始自我满足，觉得在农机方面我已经相当成功了，不需要再去学习了。所以当好几次我有机会去继续学习深造的时候，我都选择了放弃。直到我接触到了迪尔农机……”
“1976年底，第一批约翰迪尔农机产品被引进中国。全套的约翰迪尔产品被集中引进到当时的黑龙江建设兵团3师18团2营。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到其中。正是这第一次跟约翰迪尔的接触，深深地刺激了我，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我看到比人还高的拖拉机、下雨也能下地干活的收割机、十几个犁片翻转犁，移动的喷灌设备……这些都是我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当我做出了十几米宽的喷雾机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有当自己看到这些约翰迪尔农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对世界农机发展的认识是多么肤浅；才知道我们跟世界的距离其实还很遥远。那种震撼，没有亲身经历真的是很难体会。”马世青感叹道。
“正是源于这次深深的刺激，才激发了我要继续读书深造的愿望。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报名参加了高考。我把当时可以填的所有志愿都填上了农机。我的高考分数相当不错，被当时所填的第一志愿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录取了。”
“因为入学前我已经自学了大部分的大学课程，因此在通过了学校组织的相关考试后顺利跳级，成了北京农机学院唯一的一个跳级生，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本科文凭。在我读大学的那段时间，中国的农机化发展道路也开始逐渐转变，当时国家已经下决心要打开国门与世界农机接轨。1978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十二国农机展在我国农机化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那次展览上展出的各国的先进农机展品让我大开眼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依然是由迪尔农机全面装备的友谊农场二分场（原18团2营）带给我的震撼。”
“我曾经设想过，如果1976年那一次我没有参与到约翰迪尔产品引进的活动，没有看到迪尔的那些产品，那么我还是没有去读书深造的动力，在之后也许我最厉害也就能当一个农机修造厂的厂长，而不会有后来丰富的人生和阅历。”
正视农机化发展的薄弱环节
由于组织安排，大学毕业后的马世青遗憾地没有从事农机相关的工作，直到2005年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归来后，马世青才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工作。
“等我回到农机化管理司工作，真正接触到农机行业后才发现，现在的农机化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中国农机化和世界农机化发展几乎完全超出了我曾经的所学所知。我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农机。”
马世青在农机化管理司工作的几年，也正是我国农机化高速发展的一段时期。一方面他欣喜于我国农机化发展形势的一片大好，一方面他也对当前我国农机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清晰的认识。马世青认为，反映一个国家农机化发展水平应该有多个因素。其一是农机化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其二是农机科研水平以及科研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和运行等；其三是农机产品的制造生产水平，包括农机新产品的开发、农机产品的质量和生产企业的管理等；其四是农机的应用水平。
在马世青看来，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各个环节中，比较薄弱的有两个环节，一是产品的研发，特别是自主研发。这些年，我国农机产品的研发水平大大落后于农机化快速发展的大形势。马世青说，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开始逐渐加强自身的研发实力，有针对性地打造自己的研发团队。我国申报的农机相关专利几乎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能最终变成产品的微乎其微，这就暴露了我国科研体系的一个长期问题，就是科研与生产的脱节。更令他困惑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和途径。二是农机产品的流通环节，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原有的流通体系被打乱。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一些企业做出了有力的尝试也有一些很好的效果，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农机流通基本上仍处于一种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整体的谋划和有力的政策扶持。
“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能从约翰迪尔身上获得很大的启发。”马世青说。
“软硬”兼施 发展共赢
“约翰迪尔进入中国30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影响，可以分为软硬两方面。迪尔为我们带来了代表世界农机最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技术，这是‘硬’的方面。‘软’的方面，是指约翰迪尔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等。特别是约翰迪尔把为用户服务的理念做到了极致，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国内的企业学习。”马世青说。
“约翰迪尔是一个有着175年历史的农机企业，它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辉煌的成就以外，肯定也遇到过一些挫折，而约翰迪尔历任的领导者们能够及时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他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机企业。我认为它一定是将用户需求、市场需求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并想方设法的调整自己去适应市场和用户。进入中国这么多年，迪尔针对中国的市场和用户肯定做过无数次的调整。它发现和了解中国市场、用户的特别需求，然后经过自身不断的调整来适应中国的市场和用户，所以迪尔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之好的口碑。”
“当然，像约翰迪尔这样大的农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必然带来更为残酷的市场竞争，这是客观存在，也是无法阻止的，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把这种影响转化为正面的影响，并加以利用。所以，我认为国外大型农机巨头布局中国，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的农机民族产业。我相信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企业、人才会逐渐从这些大企业身上学习到经验，吸取到养分为我国的农机化事业服务，并最终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马世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