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开始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象灾害发生而几经谈判形成的国际公约。虽然，由于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1／4以上的美国没有参加，致使这项议定书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但还是人类为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采取的一个积极行动。
《京都议定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专门针对发达国家的环保法律，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设定排放限额。但是，中国还是因为一个叫做CDM的灵活机制和《京都议定书》发生了密切关系。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全称是“清洁发展机制”，就是发达国家出钱在发展中国家做减排项目。当然，发达国家这样做是因为CDM机制允许他们把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减排数量用于抵消本国的减排指标，因为发达国家减排的成本一般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这个CDM是多年艰苦谈判换来的成果。按照中国代表团的谈判代表之一、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的话说，《京都议定书》以及CDM都是中国老一辈谈判专家留给我们的财富。尤其是中国代表团第一任首席谈判代表钟述孔老先生，他曾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是一名外交高手，他曾经说过，全球变暖问题的国际谈判不是气候谈判，而是政治谈判。
今天看来此话非常深刻。因为与世界各国能源战略关系密切，这场谈判已经变成了各国政治家角力的舞台。
有人说《京都议定书》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邹骥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这场谈判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之间在较劲，尤其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较量。欧盟确实在环保领域比美国做得好，他们想利用这一优势，在经济上与美国较量一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态度强硬，绝不是因为美国科学家不相信全球变暖的危害，而是不愿在经济上输给欧盟。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发展中国家在CDM项目上损失很大，因为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了全世界的1／4，如果美国加入，CDM项目的总资金将比现在多出好几倍。
一些国家为了不让中国获益太多，在规则上设绊，阻挠中国的CDM项目。由于中国谈判专家和科学家的努力，联合国最近通过了煤层气项目的“减排核查基准线方法学”，从此，合理利用煤层气的减排机制能够被划入CDM项目了。众所周知，中国是产煤大国，如果煤层气项目被纳入其中，中国在CDM项目上将成为国际环保资金的最大受益国。因此有人将CDM称作“中国发展机制”。
不过，邹骥教授认为，气候变化毕竟是整个地球的问题，它超越了国家的概念。中国代表团在国际谈判中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没有错，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0%，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等于是捍卫了整个世界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