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机化事业随新中国建立而起步，当2010年，我国农业生产中农机化耕种收综合水平突破52%，农机人在为中华农耕文明史上机械劳动比重首次超过人畜力劳动而欢呼雀跃时，有多少人能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机化事业当初是怎样发轫，又经历过哪些艰难曲折的过程？
建党90周年前夕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生动记载了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发展历史，书中数处提到了农机和农机化，虽然着墨不多却也反映出农机化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我们今天对我国农机化起步初期的研究启迪了思路。
一、关注建国初期农机化发展历史十分必要
近几年，报刊书籍网络对我国农机化发展过程的回顾总结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以致一度渐行渐远的历史脉络又逐步变得清晰起来。农机化发展历史之所以开始受到关注，究其原因，一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10年，以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机化促进法》颁布为主要标志，农机化事业呈迅猛发展的态势，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后持续20多年的低迷状态，日益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支撑，“有为才有位”的定律必然会引起学界的关注；二是自2008年以来，我国分别经历了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三个重大纪念年份，农机界也和其他各界一样，回过头来审视自身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既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也被列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因此，官方、学界、民间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机化发展的历史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以新中国农机化发展60多年历史的阶段性划分为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建国初起，农机化发展的进程既非水平式前进，也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一条波浪式的曲线，波峰谷底交织，形象比喻是“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因此，研究60年农机化发展历程，就必须搞清每一波峰、每一谷底所代表的特殊历史阶段，必须对60年历史做准确的阶段性划分。否则就无法找出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更无法总结出各阶段中带有共性的规律性。
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究竟该分成几个阶段（或时期），是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划分方法分别体现了官方、学者、民间的不同视角。
第一种：以党和国家实施的农机化政策的影响为划分标志，大体可以划分4个阶段：行政推动阶段（1949年-1980年），体制转换阶段（1980年-1995年），市场导向阶段（1996年-2003年）和依法促进阶段（2004年-今）（参见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编《历史的跨越――中国农业机械化改革发展三十年》）。
第二种：以不同时期农机化发展的水平为标志，可以划分出低、中、高三个阶段。根据2007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以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即当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低于40%、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高于40%时，为农机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当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高于 40%、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低于20%时，为农机化发展的中级阶段，我国是2007年跨越这个门槛的；当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高于70%、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低于10%时，为农机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参见白人朴《我国农业机械化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前进》，原载于《中国农机化导报》）
第三种：以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为划分标志。大体划分5个阶段：艰难起步、艰辛探索阶段（1949年-1959年），全党重视、大力发展阶段（1960年-1980年），体制转换、陷入困境阶段（1980年-1993年），市场导向、摸索前进阶段（1994年-2003年），依法治机、快速发展阶段（2004年-今）（此种划分方法见于网络博客，属民间的研究）。
通观以上划分方法，各具独特的优势。第一种划分法立足点高、概括精准；第二种划分法层次分明、内涵深厚；第三种划分法较为通俗，易于理解。应该说，都符合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实际，区别在于研究的着眼点和切入点有所不同。
按照第三种划分方法，将建国初期的1949年-1959年定义为艰难起步、艰辛探索的阶段。通过对《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系统学习，笔者倾向于这种概括，并愿就这一时期的相关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作为时间概念，“建国初期”自然需要有标志性的事件作诠释。那么从起始点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疑是新中国百业待兴的最重要标志性事件，自然也包括了农业机械化。再从“初期”的终点看，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上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是迄今为止发展农业机械化最着名的论断，当之无愧是开启一个农机化发展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本文之所以要选择新中国最初10年农机化发展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建国最初10年是农机化事业最曲折坎坷的10年，也是积累下宝贵经验最多的10年；建国最初10年是一代农机人无私奉献的10年，更是为后辈农机人留下无价精神财富最多的10年；建国最初10年是农机化事业业绩辉煌的10年，更是亿万农民开启“耕地不用牛”梦想的10年。
二、极度匮乏是旧中国农业机械状况的真实写照
研究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历史，不得不关注旧中国的农业机械是个什么状况，搞清楚这一点就能知道新中国农机化事业是在什么样基础上起步的。
18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恩格斯眼中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开启了动力机械的时代。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约翰・福勒就发明了最早的蒸汽绳索牵引犁，并开始在欧洲推广使用，这是现代动力耕作机械的先驱。
而我国，现代动力耕作机械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为数不多的农业机械大致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入中国的。
（一）中国最早的农业机械并不是因本国农业生产需要而出现，竟是为满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引进的，这无疑是最令人尴尬的事实。
回顾当时的历史环境，世纪之交，清庭统治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国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立志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中华，必欲瓜分而快之，侵华战争连绵不断。先是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以朝廷对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后有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列强强迫朝廷又签署更为耻辱的《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把中华民族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904年，新兴的列强日本与老牌沙皇俄国竟在中国的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战争的赢家是日本，但遭受涂炭的却是中国的百姓，积贫积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
在这种大环境下，沙皇俄国就成了动力农业机械进入中国的直接动因。
1904年（清光绪30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军马饲料需要大量干草，因而在东北的大兴安岭以西输入了割草机械。这是农业机械进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输入的割草机械直接服务于日俄战争。
1907年，一个叫普里加希科夫的俄国人，在东北的京滨铁路线德惠车站附近开始使用俄式畜力机械经营农业，这是外国公民在中国使用农业机械的最早记录。
美国的凯斯・纽荷兰公司是当今世界农机行业“五大巨头”之一，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营销网络。而在100年前，凯斯的前身是美国芝加哥的万国公司，1909年，万国公司于海参崴设立了支店，以供西伯利亚开发需要的农业机械。其后，该公司的农具通过西伯利亚大批运入了黑龙江省。同时万国农具公司派出农机专家到我国东北开展市场调查，并于1913年在哈尔滨发展了一家农机代理支店。
日本人佐藤武夫在《满洲农业的改造问题研究》中注意到：万国公司之所以要把农具店从美国开到海参崴，是因为到十八世纪末叶起，俄国经营西伯利亚已经日趋正规化，为了开发那里的砂金矿和经略中国的满洲，开始大量屯驻军队，必然要大规模地开发农业。
（二）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推动了中国学习接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热潮，一些贤明的地方官员开始主动引进农业机械。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清政府批准，花费22250两白银购进两台拖拉机，由瑞丰公司经营，在讷河县的讷漠尔河南段自行收价代垦。这是黑龙江地区最早输入的农用拖拉机。
1912年，浙江省政府由美国购回2台铁轮水田用拖拉机，后交给浙江大学农学院实习农场用于耕种。
1914年，由中华民国任命的黑龙江省呼玛县县长孙绳武面对该县大量未耕地，决定创办用拖拉机耕作的大型农场。由浙江着名财阀，支持辛亥革命的宁波人李云书等3人集资大洋60万元，开办了以开垦为主，兼营畜牧的3大公司。呼玛县无偿拨地6.6万亩耕地，呼玛3大公司1915年从美国万国公司海参崴分公司购置了万国公司的麦考密克大型拖拉机（当时称为“火犁”）5台、18.4kW（25hp）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进行机械化作业。1933年的《满洲经济年报》称“采用西方式大农场经营，雇佣工人45人”。
此外，同期黑龙江绥滨某农业公司购入拖拉机2台。张忠义兄弟投资15万元创办的泰来“泰东公司” 又购入一台拖拉机和其他一些大型农具。
可见，从民国到共和国，黑龙江省百年来一直是我国发展农业机械的“排头兵”。
（三）日本向中国东北殖民垦荒，带来一批农业机械和农具。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开始向东北移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统治阶级为巩固东北占领区的统治，使东北完全殖民地化，向东北大量移民。1935年12月，日本指使伪满政权成立满洲拓殖会社，专门作为移民的机构。1936年3月伪满成立地籍整理局，着手通过所谓地籍整理来掠夺土地，以便安置日籍移民。在1932年-1937年间，日本曾先后五次向东北进行武装移民，1936年移入东北的日本人已达71万余人，朝鲜人85万多人。日本殖民者还组织各种会社，垄断土地，侵占中国农民的利益。当时最大且作为对华农业侵略之中心的，是恶名昭彰的满铁株式会社，在其所经过1108公里沿线内，均被指为附属地，中国人完全丧失主权。
在20世纪前45年中，日本从日俄战争起就建立了在我国东北的霸权地位，开始渗透经营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完全统治东北15年。日本既有移民垦殖的现实需求，又有远较中国先进的农业机械，因此，日本侵占东北期间，也将许多农业机械带入了东北地区。
关于这方面的早期报道，有1913年7月《农林公报》“南满洲水稻状况”的记载：“（奉天）打虎山之水田，在京奉铁路打虎山驿西南12里，纯系吾国（日本）人经营，以资金四万元设立水田公司。前清宣统二年四月着手开垦，是年耕耘百二十天地，翌年增垦数达二百天地，至去年（1912年）遂成七百天地之稻田。稻种属于朝鲜种……，除草之苦力人，多半为附近农民之子女，其工资一人日给小洋一角四分至二角，使役苦力最多时，约有七百余名。收获量每一天地可得谷14.5石。现今当地农场有5马力石油发动精米机一座，每一日之精米额，约在24.5石内外；其中七分输出于锦州及营口，三分运诸新民府或奉天。精米之价目普通为36.7元。该处农场兼备亚米利加（注―美立坚）式犁八座，俄国犁―座。”
1919年5月《农商公报》“满蒙之农业”一文记载：“满洲之水田，自耕作后，仅二年乃至五、六年，故其历史甚新。至其经营方法，皆大农式，如灌溉应用动力，可以自由调节自然之水利也。在津久井农场（系家套），原口农场（公大堡子）、西富农场（陈家荒）等，使用石油发动机；若神原农场（北陵前），为瓦斯发动机：其他吾国人及朝鲜人，有用人力蹈捣，与马力水车者。总之，其规模皆大。
1915年9月《上海时报》“东三省荒务概况”记载：“（东三省荒地）以机械力垦辟者，须先备汽犁一具，见功颇速。惟汽犁非大资本不办。（一汽机可拖犁七、八架至十余架，每犁每日可垦地一晌余，价值约一万余元）亦有汽犁公司代人垦辟者，每方给以若干代价。”
杜郁哉同志是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的老领导，毕生从事农机化事业。他在回忆录《农机工作47年回顾》一书中回忆，他于1944年冬考入伪奉天（沈阳）农业大学，是第10期学生。该校占地面积很大，有4000亩旱田实习地，1个日本人开着拖拉机不到10天就完成春耕地、耙地、播种和中耕除草，全部机械化作业。
（四）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始向中国捐助拖拉机。提供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的相关装备并帮助建立工厂。
1944年1月，国民党政府农林部与中国农民银行共同设立了中国农业机械公司，这家公司不以牟利为目的，却于1947年代表政府，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补助翻砂机及钳床等机器，并且获得了批准。“此等机器并已运华装置。该公司且已改组，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及私人经营之兴中机械公司共同参加投资。所有机器价值已达五百万元美金，材料价值约值二百万元美金之谱，该公司为谋大规模制造农具，规定在中心地点设一总厂，各省设18分厂，全国各地设小铁工厂三千处以利实施。基于改良农具需要之迫切，农林部与中国农民银行或本团所提议改组之国家农业银行，对于农具制造厂所需之资金及技术人才，应尽量予以必要之协助。”
对此，东北解放区出版的《东北日报》刊文揭露说“联总（联合救济总署）在使‘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伪装下，展开了控制中国农业生产的工作。联总在蒋管区各地广设农垦机械装修厂、农具工厂，农村小型工厂，机械化学肥料厂，严密控讷蒋管区农村工业，并大量训练蒋政府农业技术人员，使其为美国农业侵华计划服务。联总利用这些办法，顺利地在蒋管区布置了农业侵略基地网。据悉：除上海复兴建设公司有一规模庞大之农垦机械装修总厂外，另有18个分厂和3个铁厂，分布蒋管区各省。”
值得一提的是，生于美国芝加哥、原名为WilliamH.Hinton的着名美国友人韩丁，在1947年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捐助一批拖拉机给中国时，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再次来到中国，在他的倡导下，美国在中国推广的2台福特拖拉机，1台在黑龙江，1台在山西。此外，他来到解放区河北冀县，和中国同事一起，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农机操作人员。第二年，韩丁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晋东南张庄的土地改革，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形成了1000多页纸的调查笔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韩丁继续留在中国，兴办农场，为新中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五）“二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赠送给东北解放区约200台拖拉机，主要留在东北的国营农场。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与世界各国农业机械发展途径不同，最早导致农业机械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并非农耕的需要，而是战争和被侵略的需要，及至1949年，大多数时期农业机械的增加和使用都与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无论是沙俄经营东北的战略企图，还是日本侵华移民垦殖的军事、经济需求，即使联合救济总署向中国捐赠拖拉机、援建农具农机修造厂，依然难脱“使其为美国农业侵华计划服务”之嫌。在这种畸形环境下，农业机械在旧中国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发展农机化更难摆脱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限制。因此，中国100多年前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机械是事实，但历经近半个世纪农机化无法发展起来更是事实，极度匮乏的状况决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农机化起步之时，几乎没有从国民党政权手中继承到什么优质资源。
（待 续）
本文重要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央党史研究室 着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 庞松 着 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业机械化大事记》（1949―2009） 宋树友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 农牧渔业部农业
机械化管理司、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编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村政策文件选编》（1947―1957）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
《中华民国经济史》 史全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联兴亡史纲》 陈之骅 吴恩远 马龙闪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 白人朴 着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重要论述摘要》（内部资料）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
《江村经济》 费孝通 着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着 东方出版中心
《大“跃进”的发动》 罗平汉 着 人民出版社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 李静萍 着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子恢传》 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陈正人文集》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武少文文集》 宋树友主编
《农机工作47年回顾》 杜郁哉 着
《终生立志于此―“我爱农机院”征文选》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冥 着
《拖拉机史话》 朱士岑 着 见《农业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