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谁来种地”将成为长期萦绕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何在维护粮食生产安全的同时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是个两难选择。
理论上讲，农业规模化经营是走出这个困境的可行选择，但这涉及土地权益分配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总闸门。考虑到整体的经济风险，以及并未完成彻底城镇化的广大农民工群体，农村土地集中的速度应当滞后于人口转移的速度，才算稳妥，规模也不宜太大。
从实践层面看，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农场，可能在释放农业生产力和控制制度风险之间达成相对平衡――土地流转对象为自耕农，可以限制集中土地搞非农产业的“挂羊头卖狗肉”行为；流转规模一般在200亩以下，期限在5到10年左右，还有村委会居中协调，政策风险相对可控。
近期，本报记者到上海松江、安徽郎溪探访当地的家庭农场，观察这一探索对农村利益格局带来的变化。
――编 者
新闻背景
什么是家庭农场？
较早推行这一经营模式的上海松江区，提出了这样的定义：家庭农场是指以同一行政村或同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家庭（一般为夫妻二人或同户家庭劳力二三人）为生产单位，从事粮食、生猪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家庭农场经营者是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自耕农。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在解读2013年中央1号文件时，这样定义家庭农场：以职业农民为主体，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专业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有多少？
近年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去年底，全国经营面积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有270多万户；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家家户户种地能否维持？
种田的人，从“386199部队”演变为“老外”
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首次出现了“家庭农场”这个提法，并且明确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之一。尽管各地家庭农场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包括几个核心要素：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职业农民为经营主体。
这是继“包产到户”之后又一次值得关注的农村利益格局调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分离，释放了农业生产力。而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再度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能否像预期的那样刺激农业和农村重现活力？
3月16日，记者在安徽省郎溪县十字镇碰见和家人一起收拾农机具的“家庭农场主”关明和，他坦白讲：“自己的农场，辛苦点也是快乐的！”关明和说，他的家庭农场起步于2007年，最初是在涛城镇租种560亩地。后来，他发明了“四代一管”的“保姆式”全程服务，帮助村民代育秧、代耕田、代插秧、代机收、搞田管。去年，关明和的代管范围达到2700多亩。
“当地有句老话，只有结伙过年，没有结伙种田。这就决定了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使农场经营方便决策，提高效率。”郎溪县农委主任包德平说，郎溪的农业经济一直较为粗放，加之临近苏浙，不少人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以老人居多，如果老人身体可以，就种一部分土地，反之土地则直接抛荒，闲置土地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下，土地效益低或是直接被浪费。一些农民家庭也有将土地流转出去获得直接收益的愿望，农民流转土地可以获得与自己种地相当的收入，另外还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郎溪县委书记邵建华说，2007年开始，培育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的规模化现代农业，成为郎溪一个自觉的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农民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现实条件，也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在上海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看来，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并不完全是消极因素。
“上海的农业发展，与二三产业相比，还很滞后。”盛亚飞说，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使农民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
近年来，松江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二三产业，至2007年全区非农就业农民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直接从事农业的农民减少到1.25万人，仅占6.6%。种田的人从开始的“386199”部队，逐渐演变成了“老外”――老人和外地人，粗放种植的现象比较普遍。
“农村劳动力的这种低水平置换，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盛亚飞2006年主政松江后，决定大力推进家庭农场，“美国每个农民平均耕种440亩土地，中国农民平均只耕种3.2亩，松江更低。种田变成了副业，如何种得好？”
此时，松江72%的农民纳入了镇保或城保，其余基本进了农保，农保水平从2004年的每月75元提高至目前的480元，另有2.9万名老年农民还额外享受每月150元的到龄退养补助。630元的“退休工资”，让老年农民脱离土地有了一定的保障。经过几年发展，如今松江有家庭农场1206户，经营面积13.66万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
家庭农场能否赚钱？
比打工更赚钱，有的农场人均收入高3倍
“家庭农场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能否真正让群众受益。”邵建华说，去年郎溪县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达到28910元，是全县人均纯收入的近4倍。
今年36岁的李俊，是郎溪县合溪村人，从2007年建立家庭农场至今，流转土地达到近700亩。李俊笑着说，“每亩地净收入达到约400元，年赚近30万元。家庭农场所种品种统一，尤其是加工企业特别欢迎，售卖价格往往比零散种植更高。”
而松江对家庭农场的规模有明确规定，最初是100―150亩。松江区分管农业的副区长苏平说，家庭农场的规模和农民经营能力的提升相适应，因为松江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成熟稳定，粮食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我们测算过，一对夫妻运用机械化，农忙时稍微叫几个临时工帮帮忙，平时经营100―200亩稻田基本没问题。”
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告诉记者，确定这个规模还有收入的考量，加上农业补贴等，一个家庭农场至少可收入近10万元，几乎比一般的打工收入翻了一番。
腰泾村村民李春风，原本在外资企业打工，2007年他父亲李爱云成为村里第一批家庭农场主，他就回来跟着老爸一起干。“我算过账，这样种田比打工更赚钱。”李春风说得实在。
原来李家有6亩地，每年最多收益两三万元。当上家庭农场主后，李爱云经营了村里117亩农田，加上政策补贴，当年收入就达七八万元。2012年，因耕作用心、多次获奖，经村里审核同意，他们将种植规模调整至200亩，并建设了养猪场，成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而农场主也由李爱云改成了儿子李春风。如今，一家年收入可达20万元，李春风还买了辆小汽车，接送儿子上下学。
腰泾村共有农户625户，其中家庭农场17户，种了全村1915亩地。除了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松江区还给予适当补贴。
“补贴是为了扶持农业，农民增收不能靠补贴。”盛亚飞认为。真正为家庭农场提供增量收益的，是当地正在推广的种养结合模式。
这是松江区凭借上海名牌产品“松林牌”冷鲜肉系列推出的新尝试。“当时我们公司想扩大肉猪生产，建一个大型养猪场，但如何处理大量的猪粪尿，成了一个难题。”松林公司老总王龙钦说道，结果区农委灵机一动，推出了“种粮+养猪”相结合的家庭农场模式。符合条件并有意愿的家庭农场主可申请代养松林肉猪，猪棚由松林公司按统一标准建造，苗猪、饲料都由公司统一提供，并由技术人员指导。
每头肉猪的代养费为50元，李春风每年可养两三茬，每茬500头，每年净赚7万元左右。像李春风这样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在松江已有53户，未来计划发展至100户。
可见，家庭农场通过内部挖潜提高收益，才是正途。记者查了一下上海9个涉农区县的农业补贴，除去市里统一的360元外，松江补到田头的补贴仅261元，倒数第二，而排名前两位的区补贴均超过了千元，但松江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种粮收入，在全市遥遥领先。
能否让所有农民受益？
农场主享受规模效益，其他人享受流转和务工收益
在邵建华看来，家庭农场是在龙头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和家庭零散经营之间，找到了一条合适的“中间路线”，既避免了大企业过大规模流转土地带来的解放劳动力过多、企业运行风险累及农民等问题，又使零散土地产生了集约化、规模化效益。
“过去土地闲置，不少村民靠天收，现在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农场主全部精力就在种田上，土地产生效益提高20%以上。”包德平说。
“除了咱自己实惠，村民也乐意。”李俊说，家庭农场属于多赢，除了自家的劳动力之外，还雇了村里几位帮工，一些流转出土地的农民可以在农场帮忙。
“原来一家子种地一年也就万元左右的收入，现在每年光工资就有3万多元，还有流转土地的收入，加上老婆和小孩在外打工，全家有七八万元的收入。”孙爱国现在是农场的固定帮工，他笑着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全家都是买粮吃，但一年也就花千把元。
李俊说，现在种粮已经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最忙的时候可以请村里的劳动力帮忙，都是事先约好的，找人并不困难，一般每天给70元工钱。“农场雇工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农场给所有雇工都买了意外伤害险，农民还有新农保和新农合，保障倒不必担心。”李俊说。
包德平也表示，目前郎溪县各乡镇都成立了人社所，除了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协调用工转移，一旦雇工与农场主发生纠纷，还会为雇工维护权益提供帮助。
同时，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郎溪县还在住房等方面给予倾斜照顾，优先向集镇集中。同时加强技能培训，推荐在当地工业园区就业，保证“离土不离岗”。
在松江，土地流转以自愿、有偿为原则，承包者将土地流转出去，可获得每亩500斤稻谷收购价的流转费。他们的土地流转给村委会，家庭农场经营者再申请从村委会获得土地，双方要分别与村委会签订流转委托书和流转合同。
王喜针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同村的李爱云父子，她觉得种地挺辛苦，有风险，拿拿流转费还省心。“我过60岁了，不想太累。”但农忙季节她还是会去李家帮忙，“包吃，每天还有60元工钱，也挺好的。”
不过，这些益处能够成立都有一个前提，即农民在土地之外能谋到更好的收益。一旦农民转而回到依靠土地谋生，要索回土地，怎么办？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认为，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土地流转有体现最高效、最优化的需要，更要考虑公平公正的问题。
“家庭农场的推进，还要考虑要与当地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匹配。”苏平说，“土地集聚速度太快的话，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来不及转移，会影响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