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的经历只是三水农业经营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三水35.1万亩的农用地上，依然有9万多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力零星分布，占总人口近六分之一，但人均纯收入仅为1.3万元。
这也是三水农改提出大力发展现代家庭农场原因之一。目前，从事家庭经营的农业劳动力大多在45岁－65岁，缺乏其他专业技能，无法转移就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不仅能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利于农民增收，更让农村不至于沦为“荒芜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然而，像林华那样已具雏形的家庭农场，现也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规模经营所需的土地适度流转之难，加上日益高企的地租，迫使其进军高产高值领域；而信息、流通的瓶颈，又让其转型步伐略显踌躇。
为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目前，三水已明确农地、金融改革、社会化服务将向具有三水特色的现代家庭农场集中倾斜，并计划出台明晰政策规范指引家庭农场发展。
土地成本攀升转战高产高值领域
“家庭农场”，这个充满浪漫美好气息的词汇，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便再度指向农用地的规模化经营的话题。
与其他地区不同，三水地处珠三角地区，地少人多，土地资源相对紧张，因此家庭农场的发展更倾向于走适度规模经营的精致化路线。“以三水优势农业项目为例，水产养殖在50亩―100亩左右，蔬菜在10亩-30亩就足够了，太大面积家庭生产难以负担。”大塘镇农林渔业局副局长莫启安表示。
这也意味着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发展，首先直面的就是土地集约流转问题。尽管本村人投包土地，要比外来公司或大户所遇到的抵制要小，但农民的保守的观念和对土地的依附性依然是困扰家庭农场的发展壮大。“考虑到农村内部的关系和情面，除非别人真的不想耕地了，否则即使承包期到了，也不愿为了争几亩地跟乡里撕破脸。”芦苞镇西河村的种养大户岑信雄坦言，目前经营的120亩地还是前两轮投包时好不容易积累的结果。
而对于林华而言，土地集约还相对容易，去年在原来的100多亩的鱼塘到期之际，他进一步扩张了农场的规模，从旁边村小组手上成功流转到400多亩土地。但地租的再攀新高令他有倍感“压力山大”。“上一轮投包期的租金仅为700多元/亩，但到去年中标价已升至1700-1800元/亩，一举刷新大塘镇的地租记录。”
地租高企的倒逼之下，转战高值高产领域成为了岑信雄和林华共同的选择。随着四大家鱼、桂花鱼行情日趋低迷，岑信雄开始将目光移向尚存一定发展空间的花锦鳝和水鱼；而林华则更为大胆，首次在三水试养新品种――加州鲈。
“加州鲈价格虽不算很高，但其投入成本和成长周期都远小于笋壳，最重要是南海顺德早已有先行先试的经验，别人在7、8千元/亩的地租下都能赚得了钱，肯定有过人之处。”目前林华已筹谋着在新开辟30-50亩加州鲈试验基地内大展拳脚。
市场流通难题亟需突破
正当林华对加州鲈的养殖前景信心满满之时，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稍逊一筹的岑信雄，还在盘算着转养花锦鳝、水鱼的利益和风险。
“我所说的信息，并非今天鲩鱼多少钱，明天笋壳鱼多少钱，而是需求的信息，即哪些地方对哪些品种的需求量大。”岑信雄告诉记者，正是通过市场走势的动态掌握，才能及时地指引、调整下一轮的生产，“而这恰恰是目前农民最欠缺的”。
笋壳鱼市场行情的风云突变便是信息错配的典型。2008年以后，笋壳鱼作为高值水产价格持续走高，一度攀升至七、八十元的价格高位。为了提高整体水产养殖的水平，两年前三水开始将其引入重点发展。但始料不及的是，经历了短暂的暴利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养殖人数暴增，竞争激烈，笋壳鱼的价格大幅跳水至目前40元左右，仅处于微利水平。“据我了解，有些农户前些时候的投入很大，以致今年都有一定损失，都在不同程度地减产。”岑信雄透露。
“流通和种苗是每年反映水产养殖最重要的信号。”林华对此也颇有同感，但手执孵化、流通养殖链两端，以合作社作为流通阵地的他显得更为主动。
“我们每天都能了解到上海北京等主要消费市场的实时价格，并将部分鱼苗出售给江苏、湖北的流通中介，获得他们的信息反馈后，将在合作社内部，根据市场需求指导本地农户将孵化的鱼苗农户养殖好，这样养成的鱼就能卖出好价钱。”据介绍，林华牵头成立的以当地农户为主要成员华淼水产专业合作社已从最初的15人扩展到52人，初具规模。
“随着发展逐渐成熟，还可效仿荷兰，将合作社进行整合，成立一个跨村，甚至跨镇的大专业合作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为，合作社的意义就在于大规模地流通、采购、加工，产生规模效益，才能给社员分红，将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进行生产与流通的嫁接，应是三水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