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营粗放化不断发展。虽然近年来粮食价格趋于走高，但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抬高了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强化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老龄化矛盾愈益突出。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事实上面临着局部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更大范围区域传统农业迅速衰落同时并存的严峻现实。在许多传统农区，其产业结构基本依旧，老品种、老技术加老农民，超小规模、粗放经营加自给为主，共同构成这些地区传统农业日渐衰落的主要表征。由于严重老龄化的“末代农民”群体只能支撑自给性的小农模式，由此必然导致在许多地区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现象日趋加重，已经构成影响粮食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总体上判断，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粗放经营现象普遍，尚未形成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扩大的内在机制，这无疑是影响我国粮食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更重要制约。
(3)政策低效化仍未改变。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与高强度的政策投入是直接相关的，2011年，仅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四大补贴”资金就达到1406亿元，比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8.7倍。农业补贴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虽然深受农民欢迎，但并不足以弥补比较效益之差，对大多数农户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扩大粮食规模的生产激励。更重要的是，现有主要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补贴的普惠制方式，补贴的只是土地承包者而非实际生产者，不仅实施的政策成本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耕地粗放经营和撂荒现象变相得到了政策支持，从而产生不利于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果。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缺陷是将对农民的利益补偿和对粮食的生产激励两大政策目标相互混淆，因此导致政策绩效受到明显限制。在严格意义上，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惠农民政策，而非强粮食政策。在粮食安全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不能对粮食生产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强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信号，这显然是我们亟待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
还需要重视的是，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而且包括质量安全。在许多地区，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大规模农膜残留和粪污排放等现象正愈演愈烈，导致耕地和水污染日趋加重，粮食生产的质量安全也因此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三、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警钟长鸣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松懈，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年连续增产，产不足需的矛盾明显缓解，供求平衡目标基本实现。但就总体而论，我国的粮食供求平衡是在多种约束之下实现的脆弱的低水平平衡，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粮食生产既有远虑，又有近忧，粮食供需紧平衡成为常态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看，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将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不仅自然条件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潜藏着许多难以逆料的巨大风险，而且现有体制和政策因素的进一步突破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制约。
面对现实，我们应当重点从五个主要方面应对我国长期性的粮食安全问题：一是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支撑，以及有控制地利用国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的供给和保障能力。二是优化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合理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粮农和非粮农的利益关系，构建以提高效益为主线的粮食生产长效机制。三是加大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建立从粮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绿色无公害产业链条。四是加强粮食安全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物流体系，强化其粮食供求的“稳定品”功能。五是大力倡导文明消费，有效扼制粮食消费中的非理性浪费现象。
总之，应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我们既不可迷信“市场能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神话，更需要对国际贸易中被频繁使用的“粮食武器”保持高度警惕。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由于存在诸多解决难度很大的不安全因素，虽尚不可怕但却十分堪忧。任何盲目乐观都是极其危险的，任何麻木懈怠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全力以赴，持久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