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原：互联网自身相对是更社会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期待政府服务，但又难以合理描述究竟需要政府怎么做。政府如何定位自己的参与模式？
韩长赋：互联网农业、农业电商本来是市场行为，是企业主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的关系，政府不能替代它们，但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会为两端紧密连结创造条件，为两端增加润滑剂。政府可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进行教农民使用手机的培训，让农民学会从手机上看到市场信息，获得有关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农业投入品购买的服务等等。这是政府的一个公益性服务。
另外政府还会支持农村经纪人。过去我们说经纪人是投机倒把、是二道贩子，现在我们欢迎他们，因为经纪人可以把乡里的产品卖出去。
还有，我们可以帮助给农民提供“请进来、走出去”的电商做些事情。现在我们搞新农民创新创业大会，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这些商家、电商是可以选择和对接的。
我们有一个政策：为建前置仓补贴，但是这个主要是补贴给合作社的，不是直接补贴给电商。如果你和合作社合作，那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了。
总而言之，无论从市场化农业的发展看，还是从政府的公共服务看，我们都是支持的。
昕原：当前互联网也存在信用风险，那么对于互联网信用体系的搭建，您认为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韩长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新主体把东西卖给你，你能不能保证我的权益、收益。就是货发出去了，钱能不能收回来？电商也会考虑：你能否保证供货品质？因此建立信用体系和平台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我们在搞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直报系统平台，270万个新型主体都要申报。需要披露你是否在持续生产经营、生产经营规模多大等相关信息。他们申报的动力源自哪里？申报信息是让你享受前面政策的依据。和此并行的还有一个网络，是我们和财政部搞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目前全国已经有几百亿元的钱作为本金，之后还会有资金注入。我们是和银行绑在一起，根据这个直报系统如果知道你确实在生产经营方面需要贷款，那银行会发放贷款，我们可以为该贷款做担保。
另外，电商和千百万农民打交道，一定要守信用，和农民共同成长。中国的农民很老实，不怕吃苦，就怕吃亏。你们别让农民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