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新主体的大机遇
昕原：如今搞农业不能仅仅从农业的角度看农业，还要围绕城市经济，引导发动经营新主体展开。
韩长赋：搞农业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农业有深刻的社会性、公共性，因此农业是距离政府最近的领域之一。如今我们处于城市化进程阶段，我国常住城市人口已超过50％。城市发展为农业带来两个变化：第一是让农业的市场扩大；第二是让农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因此我们的农业一定是城乡统筹的，要把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市化紧密结合，城市化的发展是农业的重大利好和机遇。另外是科技的发展，现代农业一定是用科技支撑农业。还有是整个体制的变化，企业不再城乡有别，经营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城市的或者农村的。以上这些因素都说明搞农业必须是开放的系统。
昕原：过去我们叫农业从业者为种地的，现在叫经营者，它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
韩长赋：我们过去也提农业生产经营者，农民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实际上农民主要是从事生产而没有经营，但现在是真经营了。新主体、新农民是在社会化、城市化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新主体、新农民最大特点是“小四化”：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市场化——他们的生产经营是跟着市场走的；规模化——他们在进行规模经营；标准化——他们种养卖都有相关标准；信息化——他们用信息化的手段经营。
邓锦宏：今天的新农民，我看到80％是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之前可能在城市工作，有的做过建筑工、汽车工人、销售等，他们返乡后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或热情，但是他们会用手机上网，去收集村里人和其他人家的货物。
昕原：那他们实际上是农业经纪人的新代表。合作社、供销社是否会和他们产生竞争关系？
邓锦宏：所以现在很多合作社、一些基层供销社也在向这些新型经纪人学习。他们把自己几百亩、上千亩地的货物卖掉的同时，也收其他地方其他人的货物，把自己变成大号的经纪人。一些能做到上千亩的大户毕竟有自己的厂房、冷链，有自己的分级，基本上有上百个小工帮他们做分拣分级。现在唯一欠缺的是获客的能力，就是获得买家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是否能够获知市场的消费需求？如果能够获知这些信息，那么他们就敢于收购这些货物。他们除了具备之前生产经营的能力外，还具备超强经纪人的能力。
昕原：谁能够搭上时代的列车，迅速将信息化融入到生产经营中来，谁就是赢家。
韩长赋：现在有一句话：没有种不出的东西，只有卖不掉的东西。现在我们的农民很聪明，什么都会种。而新农民到了乡下后，通过电商的方式，使山沟的、边远民族地区的好东西让外界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变化。
还有，过去外地知道也没办法，因为过去是传统商业，一级交一级，不断归大堆儿，归到大城市这最大的一堆儿，然后再切分成小堆儿。比如说赣南的脐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品牌。过去，农民把橙子交给传统的商业系统，然后他们再集中，从乡合作社到县里，再从县里到省里，省里再到北京，你两个月吃不到这橙子。现在不一样了，北京一个人家想吃橙子，通过电商了解信息，卖家打包之后，不到一星期就到了。
再有，光有信息也不行，谁来包装？谁来标准化？新型农业经营者来做这个事情。因此我们非常欢迎，建议有能力的电商，到农村发展分档、分级、包装、保鲜和物流，实现最后一公里。这个是商机。
昕原：曾经我们是以政府为主要推手，政府要做标准、定价，有时政府要提供技术支持。如今政府的角色变为协助这些新主体？
韩长赋：这就回到我们开头的命题——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力量。现在政府工作的着力点、政策着眼点是推进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我们通过他们来带动传统农户，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例如这些经营新主体，用什么种子，用什么科技，用什么机械，如何栽培，会给周边人示范，可以产生用一亩田带动一百亩田的效应。还比如说，关于农产品的储藏和销售、关于农机使用，他们都有示范作用。农业部门很多工作可以通过他们作为载体，得到实现。
我们也在制定配套的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性文件。例如新农民到农村，他生产经营要用地，需要解决土地问题；他要贷款，贷款如何解决？他需要规避风险，保险如何配合，税收政府如何支持？他要购买农机，是否有补贴？还有住处如何解决？比如你可以和农民合住，和农民一起改造宅基地房子，原来是一层房子，现在改造为二层，你住一层，我住二层，但是产权还是农民的，可以让新农民拥有使用权。这些政策都有。
昕原：政府更加明晰自己的定位，对于如何加速推进市场化，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等方面的职能也越来越成熟。
韩长赋：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