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时间依然遵循惯例，选择在春节期间向中国农民献上大礼包。这是“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的第14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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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对外发布。多位来自农业系统的学者，在应邀评点今年“一号文件”的亮点时，更愿意这样表述：“中央连续14年出台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2月6日，中农办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6个部分、33条政策措施，将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两大板块谋篇布局。
13年前，中央发布的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就是由唐仁健和现任中财办、中农办的副主任韩俊一起参与起草的。2016年7月，唐仁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任上回归中财办，出任副主任，并接替退休的陈锡文出任中农办主任。自2006年以44岁的年纪成为中财办副主任，随后兼任中农办副主任以来，一直深耕农业领域的唐仁健，见证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绩。
除了实质性惠农外，“一号文件”较多地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时代周报记者经梳理发现，今年这份万字文件的核心亮点有三：一是激活农村各类集体组织；二是给农民赋能；三是号召各界资本和精英下乡。
成本之惑，拯救“最困难的种粮人”
2016年，河南“种粮大王”柳学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是种粮人最困难的时候，“我认识的种粮大户，有70%效益不好，不少种粮大户选择另谋生路”。
经柳学友计算，去年种一亩地的成本是1000块，但这一亩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想卖出1000块的话，却没有这么容易。最后刘阳盘算，2016年一年，自己的200多亩地只有4万-5万元的收益，利润较2015年减少了一两万块钱。
“因此，当下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我认为中国整体的农业、粮食的生产，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局部地区可能供不应求，但总体上的供求也趋平衡，中国农业的核心问题还是生产成本过高。”
在党国英看来，农业生产成本过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2月6日的同一场发布会上，韩俊明确提及，“粮食等重要农产品(11.710, -0.11,-0.93%)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并表示“这是一场硬仗”。
“这场硬仗难就难在，政府假如不补贴，农民就不种地；可假如提供高价补贴，就得让国家的财政兜着。”党国英解读。
党国英以玉米、大豆为例，“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玉米供过于求的现象，可局部地区的大豆又供不应求。本质上，这些粮食作物的供求应该让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同样不存在绝对的边界，政府只要把控大局，其他的交给市场调节吧！”
对于政府每年保持粮食价格不变的规定动作，党国英认为不符合市场规律，“政府应当允许粮食价格波动，现在每年几亿吨的粮食都在存储，这个数量没有必要”，“但同时要注意到，现在提出要提高农业质量，并不意味着所有农业都去搞绿色农业，如果农业全搞高质量高标准，就会让粮食减产，全世界一半的人都会没有饭吃，也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因此，我理解的提高农产品质量，是要保证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无公害，以此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