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库存”凸显三大矛盾
湖北省粮食局副局长马木炎表示，造成粮食库存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坚持的顺价销售政策，挂牌销售价远高于市场价格，导致最低收购价粮食特别是稻谷销售困难，最低收购价粮食库存“进多出少”，库存逐年积压。
三大粮食交易中心负责人分析认为，库存短时难以消化，主要原因是国内粮食呈现出“四高”特征：产量高、库存高、价格高、进口高，“四高”相互作用、相互掣肘，不断加大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
但是从三大交易中心的交易数据来分析，业内专家认为其中凸显了“政策性库存”的三大结构性矛盾，背后是去库存的改革方向和出路探索。
第一，新粮出库快，旧粮无人问。以水稻为例，武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交易的221万吨粮食中，水稻为65万吨，几乎全部是2015年的稻谷。“2013年的稻谷一斤也没拍出去，2014年的稻谷拍出去2.34万吨，微乎其微。”刘立光说。
第二，优质粮即拍即卖，常规稻几乎流拍。廖新伟介绍，长沙交易中心今年拍出的微乎其微的稻谷主要是2015年和2014年的托市粮，以晚稻、优质稻为主，早稻基本上无人过问。
在湖北，“优胜劣汰”的行情更为突出。马木炎表示，托市粮虽然看不出品种，但是从地域上我们能看出优胜劣汰的差距。“湖北的荆州、荆门、汉川是传统的优质稻产区，这里收的粮食都能拍出去。这几年，汉川的情况最有说服力，每年都能把上一年的托市粮全部拍出，根本不存在高库存、仓容不足的困扰。这说明根子上是我们的结构问题。”
第三，地方库存易去，中央库存难消。主要是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粮食对应的政策不同，以及执行权限的机制不同。中华粮网高级分析师石彦表示，中央事权的粮食拍卖计划在国家，而地方事权的粮食拍卖计划在省一级政府，两相比较，前者不如后者灵活。
以湖北地方临储小麦为例，由于去年小麦受灾，省政府对不完善率超标不能进入国家托市的小麦启动了省级临储。去年12月开始，湖北省政府便启动拍卖当年省级临储小麦，到今年3月，总计15万吨的临储小麦基本消化完毕。在湖北10月份的拍卖交易中，国储粮的成交率最高不超过3％，大多拍卖计划流拍；而地方储备的拍卖成交量基本在100％。
湖北省粮食局调控处副处长李进说，省级临储小麦质量不好，所以更要尽快拍卖出库，差不多均价1.1元拍出去，亏损控制在最小。“这批粮食如果按照国家计划来拍，现在估计一粒未卖，而且财政亏损更大。”
须从改革与配套两方面破解
从交易数据折射出的结构性矛盾来看，粮食系统干部以及业内专家认为，加快去库存进度，解决政策性粮食高库存的问题，既要加快顶层改革，又要出台放活金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配套政策。
第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一方面以普通粮市场价位参考，逐渐调低最低收购价。廖新伟、刘立光等认为，要保证主粮绝对安全，水稻和小麦仍要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但是最低收购价要逐渐调低，并且要以普通粮的市场价为参考依据。一般来说，最低收购价能最终调到普通粮的市场价偏低一点的水平，是比较合理的。
另一方面，取消托市粮的“顺价销售”规定。当前去库存艰难的一个关键就是国家制定的起拍价过高。湖北省粮食局对粮食加工企业做过一个调研，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稻谷和大米行情，100斤稻谷企业仅有2.05元的毛利，扣除税收、利息等成本，行业无利可图。石彦告诉记者，全国大米加工厂的开工率旺季也就过半。“市场主体都没了，市场还有吗？”因此，多位市场人士都呼吁，调低托市粮的起拍价，与市场价接轨，早出库财政就少亏，越晚出库财政亏损越大。
第二，放活金融政策，让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参与粮油购销的政策性贷款业务。基层粮食干部普遍反映，当前粮食购销领域的抽贷、惜贷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今年长江中下游洪灾严重，湖北等地启动小麦的省级专项收购，收储国家不托市的等外粮，但是9月30日小麦收购即将结束，而目前全省仅7家企业拿到农发行的贷款，“银行不输血，连省级专项收购都进展不顺。”
李进说，实际上，很多商业银行非常想进入这个粮油政策性贷款领域，因为总体而言，粮油收购的政策性贷款资金风险可控，且有利润可言，只是目前农发行目前一家独揽，商业银行想进而不得，如果放开这个限制，粮油市场的购销会更加活跃起来。
第三，继续加大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优良品种，提高粮食品质。从交易中心的拍卖情况来看，优质粮食受到市场认可和接受。但由于最低收购价制度不体现优质优价，近年来优质粮的种植面积不断萎缩，这也加剧了高库存的内在矛盾。因此从长远看，要解决我国粮食结构性矛盾，仍然要坚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此外，一些干部还建议将粮权适当下放，允许地方拥有一定自主权。郝大军、马木炎等认为，中央已经明确了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去库存和托市收购等政策的一些权限应该给予地方更多权限。马木炎建议，下放权力的同时，中央财政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比如专项资金，比如金融贷款政策，“决不能一句省长负责就什么都不给，中央和地方要协调好责权利的关系，同时加强对地方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