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近日在参加由中国经济年鉴社和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时表示，我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新形势下继续提升我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他提出了五方面改革措施。
资料图
李伟指出，粮食和食品安全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在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巨大成就。前不久，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用食品价格承受能力、食品供应能力、质量安全保障能力等三个方面28个定性和定量指标衡量，在2015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排名中，中国综合排名第42位。这大大领先于中国在全球人均GDP排名中的位次。
李伟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市场上各种食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我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新形势下继续提升我国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从产品结构看，库存积压与进口增长并存的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农产品总量供给充裕，但优质化、多样化、专用化农产品发展相对滞后，国内外价格倒挂严重，导致部分产品库存过多与部分产品进口快速增长同时并存。据估算，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为6.2亿吨，消费量约为6.5亿吨，需要靠进口弥补的缺口约为0.3亿吨。但2015年我国粮食实际进口量达1.3亿吨。之所以超量进口1亿吨，在于我国需求量大的大豆国内生产不足，国内玉米价格过高、高粱和大麦等玉米替代品受价差驱动大量进口。超量进口的结果，是国内粮食库存快速增加，特别是国家托市收购的玉米、稻谷库存问题突出。库存积压与进口增长并存，反映的是农产品质量提升的速度跟不上消费者对品质不断提高的需求，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跟不上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和农业比较优势变化的步伐。
从产能结构看，存在大量需要退出的边际产能。目前我国农业总产能中，有大量是以透支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是农业的边际产能。如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长期超采地下水；还有利用重金属污染耕地种粮种菜，农用薄膜残留土壤等。这些生产行为虽然增加了当前产量，但这是以牺牲子孙后代发展根基为代价换取的。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需要坚决退出。
从经营主体结构看，规模经营占比亟待提高。经营规模过小，不仅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而且影响食品加工和经营领域的质量监管。在农业生产环节，虽然耕地流转率达到了33%，但多数是农户之间的零星流转，小规模农户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现代企业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刚刚起步，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还很低。在这种农业经营格局下，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也难以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在食品加工和经营环节，我国有40多万家食品生产企业、300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以及难以计数的小作坊、小摊贩，市场集中度很低，缺乏大企业、大品牌，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