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的繁华让人觉得那里的农村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发现，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败的乡村。
上海奉贤区庄行镇的农村
不过，与中西部破败的农村不同，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进城，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上海破败的农村隐藏着许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上海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产生了与“农民工”一词相对的“农民农”的概念。
他们大都是夫妻或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或种菜。有的人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漂泊几十年后回到故乡。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1994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30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忙到头，没有雇工，每亩地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村，在那里又租20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元开了煤球厂，专门给小摊小贩供应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来，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经攒下了二三百万元，他们又借了100多万元，向村里租了15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15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元。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手续不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700多万元的拆迁赔款——如果按照正式厂房来赔款，赔偿数目则在1000万元以上。
赔偿款在家庭内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养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还在那边买了房子。李新雨也带着自己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两万多元。但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找一个地方种菜。
李新雨已经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同时出来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成功者。尽管如此，李新雨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简直比登天还难”。
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的是老家的媳妇，婚后生了3个小孩，两个大的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孩子们原本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但到了儿子读初中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读高中，也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李新雨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房价便宜的时候，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
李新雨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矛盾：因为超生，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买房，现在一家人分居两地，他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李新雨已经不适应家乡的生活，他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的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3个典型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等，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过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他们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能在哪个地方稳稳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