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今年春节，“上海姑娘”点燃了网上舆论的一把火。也许“上海姑娘逃饭”是虚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现实存在的。于是，一场有关城乡差距、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沸反盈天。
“新型农民”王泉林承包的土地
在一些网络帖子中，乡土中国的负面被“标题党”无限扩大。今天，本报刊登一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观察文章，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真实、复杂多元的乡土中国变迁图景。
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为了一种文体，春节前后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
乡愁文字，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返乡过程中，城乡对比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乡。思乡怀亲，如果少了泥土芬芳，就缺少了凛冽的厚味，无论如何谈起乡愁，总是没有味道。
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者，我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在乡愁的故事中，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
追寻着调研的足迹，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的小故事，有的是村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各地农民生活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都真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上。
新型农民王泉林
“现在我每年差不多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说。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谁能想到他家在5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泉林以前在外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王泉林的妻子得了尿毒症。王泉林要回家照顾妻子，无法继续在外面打工赚钱，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回到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
2010年，他流转了20多亩耕地，希望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除此之外，王泉林还购置了一台小型收割机、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自家使用，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王泉林总共耕种60多亩土地。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里就剩下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
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王泉林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他又流转了80多亩土地，将经营面积扩大到150亩左右。与此同时，他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6万多元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元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用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十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将谷子装进袋子。
在农业生产中，王泉林感到了极大的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田里劳动。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10多万元。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撂荒就行”。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时王泉林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
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4个种田大户。
200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里的年轻人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里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关键的是，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里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也因此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