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面临很多瓶颈与挑战。”近日，在浙江湖州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创新”论坛上，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秘书长汪文斌告诉《了望》新闻周刊，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的从业人员，既包括种养能手、家庭农场主，也包括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公司化农场主。
自2012年以来，中央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今年7月农业部全面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明确了培育方向与任务目标。在汪文斌看来，当前亟待整合社会资源，加速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新路径、新机制与新平台，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谁来种地”催生职业农民
“未来的中国谁来种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所原所长张晓山教授据其实证调研向本刊记者介绍，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占全部从事农业生产人数的75.9%，30岁以下务农劳动力仅占务农劳动力总数的11.0%。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50岁，部分地区甚至达到55岁以上;妇女约占63%。
“这些数据说明，对中国谁来种地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张晓山说，“种地的不是人才，人才不来种地，已成为人们的一个普遍共识。”但他话锋一转又继续说：“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粮食总产连续10年增长，粮食单产和人均占有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且蔬菜水果、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其他农产品供给充足，这种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
在他看来，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仍能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尤其是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得到加强，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农业有机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在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应提高，2011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2.3%。”
“在注意到农村存在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这一现象的同时，农业还能取得巨大成就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今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张晓山说，“在中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以及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出现。”
“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构成是传统农业、口粮农业与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业并存。”张晓山说，从变动趋势看，在兼业农户和小规模农户大量存在的同时，种田能手、专业农户、家庭农场正在兴起壮大。“
一方面，中国还有2亿多小农户;另一方面，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截至2012年12月底，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全国超过270万户。
培育促进转型
今年7月，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4年农民培训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大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此次把以前的”培训“升级为”培育“，在”提升农民“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
按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的话说，培训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培育则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全过程，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可以说，中国正在启动一个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计划。
”成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并不容易。“张晓山说，除了是生产者之外，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是经营决策者，也是投资者，还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这比成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要求高得多，其也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除了劳动报酬外，职业农民还应该得到他们作为经营决策者、投资者、风险承担者的收入。
”当前农民必须从传统农民快速转变到新型职业农民。“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益康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农业就没希望。只有农民转变，才可能实现小康，甚至大康。“他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有五个特征：
一是有意愿。就是要爱农敬业，要一心一意搞农业;二是爱学习。就是要肯学习、有文化，做学习型农民;三是懂技术。就是要有专业技术特长，是农业行家里手;四是会经营。就是要有经营管理才能，会投资理财;五是讲德行。就是要讲诚信，要有农业职业道德。而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三者共同努力。”
同时，也要看到，就如四川江油大康镇星火村村委会主任李文菊所说，目前农村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少得可怜，“我们缺乏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现在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增加，在家务农的年轻人很少，希望国家能有政策让更多有知识的年轻人选择务农，选择留在农村。”
亟待配套政策
当前，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是否需要培育，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是否需要政策扶持，在社会上尚存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现代化需要职业农民，但职业农民绝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靠农业发展把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吸引回来。吸引的条件有两条，一是农业较高比较效益，种田也能够致富;二是承包和转包的土地都要有用益物权，要能长久经营。经营的土地成为恒产，农民才有搞农业的恒心。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催生大批量职业农民，必须要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
但在本刊记者采访中，不论专家学者、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还是地方政府、基金会及社会组织的代表，都肯定了对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浙江湖州湖羊合作社社长项继忠对此感触很深，“几年来，我专门养殖湖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完全得益于农民学院三年的系统学习进修。”
“干一行懂一行。新型职业农民一定要不断接受新的知识，新的信息，不断地学习。不但要成为专家，还要成为行家。光是专家，那是教授，光是行家，那是经纪人，专家加上行家，那就肯定赚钱了。”项继忠说。
浙江长兴城山沟桃源山庄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究，被称为“水蜜桃大王”。对于企业来说，他觉得最难的就是人才的培养。“大学生没经历，吃不了苦。而一线能吃苦的人又没有学历。所以，我们每年年终要给每人5000元到10000元用于学习培训。”
四川绵阳市勇辉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勇说，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学会技术，还要学会管理，“我在这里再呼吁一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最贴心的帮助，最能落地的就是培训。”
“现在我们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仅仅是要培训，更需要培育。培育是培训加哺育，就是要助推其成长，如何让传统农民转型成现代农民。”顾益康说，“怎么才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核心在于人。农民强农业才会强。”
在张晓山看来，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条件不是预定的，是客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出现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现阶段要想让新型职业农民健康成长，还需要政策的培育扶持。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如怎么让一部分有文化、有知识、年富力强的人愿意种地?怎么让这部分人会种地，懂得怎么种地?怎么让愿意种地又有能力种地的人，能有足够的农业资源?这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整合各个政府部门资源、适应农民需求、服务农民、手段先进、灵活高效的农民培训体系;其次，加快推进农村产权等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其三，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生产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扶持;其四，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五，在金融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改革中，应优先考虑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其六，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需要现有培育体系的创新，要打破现有既得利益的藩篱，要整合各方面资源。”张晓山指出，“目前，中央很多部门都有培育农民的费用，但各自有自己的考核和政绩，农民苦于应付。要整合各方面资源，把钱用到刀刃上，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真正符合他们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