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于2002年在吉林和安徽部分县市进行试点，于2004年扩展到全国范围，至今已进入第13个年头。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已经在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补贴目标仍然不够清晰、作用发挥受到一定的制约，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现有农业补贴的基本政策框架
（一）“四补贴”为主体，其他补贴为补充
补贴种类已经由单一的种粮直接补贴，扩展为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为基础的“四补贴”，同时又纳入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重点生产环节补贴、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关键技术补助等新的农业补贴，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农业补贴制度框架已基本成型。
（二）总体规模较大，补贴增量有保障
补贴规模由2004年的116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700.55亿元。早在2013年9月，中央财政就提前下达了2014年农机购置补贴170亿元。2014年初，中央财政又向地方拨付2014年直接补贴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1071亿元。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不管财力多么紧张，都要确保农业投入只增不减。”这为农业补贴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体制保障。
（三）补贴拨付入卡，发放形式多样化
补贴方式由现金直接发放升级为“一卡通”拨付为主，多种形式并存。例如，农机购置补贴采取“差价购机、统一结算”的方式，部分良种补贴的发放方式可以描述为“财政招标、低价供种”，保险保费补贴则采取“超低保费，补贴险企”的方式，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关键技术补助的发放以“联技计补，钱物兼容”为主。多样的补贴方式为补贴政策的调整创造了一定的空间。
目前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为农民收入提供支持的目标指向不够清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农业补贴不断增加，甚至被当作提高农民收入的手段之一。实际上，在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国情下，以农业补贴来提高农户的收入并不现实，而且也超出了国家现阶段的财政承受能力。即使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作用也只是稳定农民收入，而不是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所谓美国补贴占农民收入40%的流行说法，其计算依据是1999-2001年补贴金额占农业净利润的比例。实际上，该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10年之后已经降低到10%以下。
（二）与相关政策尚未形成协调配合的机制
目前，新增补贴强调对某一具体产业的支持，对形成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不大。例如，酝酿之中的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在政策表达上，只关注了某种农产品价格降低情况下的补贴机制。但是，农民遭遇农业灾害之后，农产品产量减少，价格反而可能上涨，农民收入也有可能减少。根据其制度设计，目标价格补贴却无法启动，这就失去了稳定农民收入的作用。再如，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政策本意是为了推广适用技术、落实联技计补，但在发放上也分为对南方早稻集中育秧、东北水稻大棚育秧和玉米“坐水种”、小麦“一喷三防”等，几乎成为某一地区某一产业的支持政策。
（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相对薄弱
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农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土地流转比例不断提高。据农业部统计，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比例从2007年底的5.4%增长到2012年底的21.5%，年均增长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强化。
（四）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需要进一步加强
我国粮食“十连增”的同时，增产的“弦”绷得过紧，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首先，耕地质量下降。其次，农地污染严重。再次，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不可持续。在现有的补贴制度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引导农业可持续发展，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地区资源环境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