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短期内，经济增长还会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
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及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其全球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导致的供给中断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及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
这里尤其关注的是能源安全问题。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全球能源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能源资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能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能源资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当前，世界能源版图正在发生板块裂变。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
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能源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日本作为一个能源资源贫瘠的国家，积极拓展资源外交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11月，日本就对拥有丰富的稀土、石油及铀等天然资源的中亚五国投资总额达7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以此来促进能源资源外交，保障国内能源资源安全。
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