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规模看利益联结
在如今的上海，3734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经营着49万亩水稻，占全市水稻面积的四成以上。“我们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水平状况来确定家庭农场土地规模。”上海市农委副主任殷欧说，要兼顾公平与效率，用政策手段和认定标准引导其发展，防止土地过度集中，脱离现阶段发展条件。从实践情况来看，各区县形成了各自粮食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标准，低的限定在80亩至150亩，高的限定在200亩至300亩。
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周应恒说，我国农业经营将呈现出新型主体与传统承包农户长期并存的态势。农业部将适度的土地规模界定为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的10倍至15倍，这符合现阶段我国农情。我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所有农户的土地规模扩张，多数农户仍是小规模经营。在推进适度经营规模的同时，必须考虑传统农户经营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涉及利益联结机制问题。新型主体发展优不优，不是规模越大就越好，而是看联农带农的作用。
贵州水城县农民王顺友与润永恒公司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2013年，润永恒公司投资建设猕猴桃基地，流转了王顺友的土地，还雇他种植，王顺友得到租金和工资。但由于公司没有把农民利益联结到产业中，导致包括王顺友在内的部分群众积极性不高，公司发展也不尽如人意。2014年，王顺友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合同期限20年，约定第一个5年每年每亩获得600元保底分红，第二、三、四个5年分别获得每年每亩1300元、2000元、2500元分红；此外每年还有保底工资4.8万元和技术入股的分红。2016年，王顺友总收入达5万多元，享有“租金+工资+股权收益”，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说，不同经营主体具有不同功能、不同作用，融合发展可以实现优势和效率的倍增。既要鼓励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又要引导各主体相互融合，积极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联盟、合作社联合社、产业化联合体等。各主体分工协作、相互制约、形成合力，实现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以及产出的规模化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实现新型主体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形式。
不重速度重市场活力
当前，受地租、劳动力价格上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价格总体下行等因素影响，粮食主产区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新型主体“退地退租、等待观望”的现象。另外，用地难、融资难、保险难等老问题尚未完全破解，再加上有的新型主体带农助农能力不够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自身运作不够规范。新老问题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在记者以往对新型主体的采访中，不同经营主体反映最多的就是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多年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土地平整等欠账多，不少农业投资者需要为此付出不菲的“补课费”。尽管在融资方面想了不少办法，但不少新型主体尚未树立起自己的信誉，融资能力差。同时，在农村搞产业离不开土地，用地难题也是一大瓶颈。一些农民合作社反映，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但备案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针对上述系列问题，《意见》提出，发挥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引导作用，包括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多路径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多模式完善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多形式提高发展质量；建立健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政策体系，包括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扩大保险支持范围、鼓励拓展营销市场、支持人才培养引进等。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市场主体，其成长发育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在培育新型主体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多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生产要素向其优化配置。各地政府要重点做好引导和服务，绝不能搞行政命令，更不能拔苗助长。既要在政策上扶持和倾斜，又要通过市场选择、优胜劣汰，避免“大呼隆”；既要多路径提升规模化经营水平，还要把握好适度原则，防止“垒大户”。要考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条件，考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等因素，来决定新型主体发展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