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亿市场仅有10%盈利
但诸多植保队人士与李耀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据中国农用航空植保协会调查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仅有10%的植保队达到营收平衡。这与200亿规模市场蛋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下，诸多业内人士对于适合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农业市场进行探讨，同时指出，这条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上游制造商和农民用户均享受着市场红利，唯独植保服务这一中间环节亏损严重。植保无人机在吉县作为一个典型样本，或表明农业区域的选择是决定能否盈利的关键要素。
在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中，几名植保队人士称对李耀“很羡慕”，但他们仍然没有选择如山西吉县这样的农业区域，他们认为，除果树这类高附加值的小规模农田外，决定中国农业经济命脉的仍然是新疆以及东三省地区的大规模农田。
李江（化名），自2014年起在新疆做植保服务，在2017年初决定放弃植保业务，谈到此，他称2016年来公司植保业务一直是亏损的，自己“身心疲惫”。
今年李江将植保队伍从二十几人缩减到五六人，因为他意识到，公司作业成本过高，正以高价人力换取农民的低价人力。在新疆北疆地区，他所服务的农田作物以小麦为主，农民每亩付8元，而他提供的植保服务中要投入飞机操纵手和管理人员的人力，需要人员工资、车马费、住宿费、烧油费等。在服务农民的时候，他发现大部分农民不舍得花钱，因为相比农村青年劳力，经过无人机操纵、农田作业等一系列培训的飞手，是更高价的人力资源。
为此困惑的，还有来自辽宁省的植保队队长赵成（化名），他认为，低频次也导致植保无人机人力成本过高。他所服务的水稻田每亩10元价格本就不高，又受到作业季的限制，服务频次不高，在非农忙时期，公司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而仍要支付植保队人员工资。
而在李江和赵成的眼中，在新疆和东北作业区域，植保队的供过于求。这导致了企业议价能力不足。植保队一拥而上，但大部分农民却并非像前述的刘新柱，更多是在观望中。
这也因为部分植保队靠低价揽活扰乱市场秩序。李江称，在新疆地区，一部分植保队发现市场问题后及时关停了服务，但另一部分“每亩只给6、7元钱他们都干”。结果是，他们为压缩成本往往不按技术和服务指标作业，或代理质量不合格的植保机，这些植保队伍从一个地区跨到另一个地区，在各农业大省中不断尝试，往往都做成了“一锤子买卖”。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植保无人机服务的信任。
技术误区和成本误区
从技术层面看，诸多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在不同的农业区域适合推广不同机型的植保无人机。“中小型无人机飞在新疆和东北大田，就像拿圆珠笔在零号图纸上划道”，一位来自无人机国资企业的高层技术人员称，从技术层面上讲，多旋翼这类中小型植保机很难覆盖全部面积，且这类机型通常日作业能力低下，直接导致低的日营业额，为追求大的每日总作业面积，就会需要大量的无人机和操纵人员，不可避免提高了购机成本，电池成本和人力成本，直接导致盈利空间降低。而目前多旋翼无人机是植保市场主要机型。
他认为，这类机型且往往需要很多人共同管理，要求的人力成本较高，这也是很多植保队无法维持健康营运发展的原因。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服务小型、经济价值高的农田，那里的农民对植保服务更愿意出高价，吉县农民平均每亩农田愿付给植保队25元作业价格，这也是李耀团队盈利情况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中国农用航空植保协会理事长王永忠有着类似看法，他认为，很多企业存在成本误区，相比多旋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更适合植保作业，虽然价格更贵。直升机适用农田类型较多，不同时期可以去不同气候条件的区域服务不同作物，王永忠自己的北京中禾农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一年能作业150-180天，所摊销折旧费用很低，也不会造成人力闲置。王永忠通过计算得出，多旋翼无人机每亩地成本约在6.5元左右，而直升机成本每亩约5.2元左右。而王永忠称自己的植保服务业务在2016年实现盈利，且一直服务附加值较高的果树农田。
2017年1月16日，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在全国农机化工作会上做了总结讲话。首次提到将植保无人机作为试点进行补贴。
而在此前，部分农业大省已将植保无人机纳入农机补贴作为尝试，但并没有将植保服务纳入补贴范围。山西省吉县副县长徐天明称，本地采取的模式是购买植保服务，而非植保无人机，所有并未被纳入国家农机补贴试点之列，预计后续也没有补贴支持。他真正关心的是植保无人机是否适合在本地农田作业，以及能否解决吉县劳动力贵的问题。而新疆植保队李江以及辽宁植保队赵成也认为，植保服务作为产业链薄弱环节，希望能靠到补贴来平衡收支，以及改善和农户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