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银行后顾之忧少了
如何调动银行的积极性是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在确权之后，农民手上的资产的确盘活了，但银行也有自己的担忧：农业生产不确定因素多，一旦出现了风险会不会形成不良贷款？银农信息不对称，农户的还款意愿如何，银行也难以知晓。
让银行能够“放开手”去做，就得逐一化解这些“后顾之忧”。
中国人民银行海盐县支行行长张星荃介绍，针对这些问题，海盐建立了“三权”风险补偿基金和土地经营权流转风险保障金的“双重保险”机制，并设立了“三权基金”。
具体做法是，设立规模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三权基金”，对贷款银行出现不良，实行基金与银行按照3∶7的比例分担机制，同时规定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单户最高补偿金额为200万元。
那么，这些钱从哪儿来？张星荃介绍，“三权基金”全部由政府出资。风险保障金由流入经营主体按每亩300元及县、镇、村三级分别按一定标准提供，统一建账管理，为贷款银行和土地流出农户提供风险分担和保障。
为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引入农业保险、开展银保合作也是其中的亮点。“不仅大棚给上了保险，农作物也有保险，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哪年收成不好，我们也有保障了。”陆建明说，保费支出也由政府掏“大头”，自己只出了30%。
针对农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丽水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使得“人人都有了信用资产”。2009年开始，丽水市抽调了近1.73万名机关、乡镇和村干部，组成3453个（当时丽水的行政村数量）农户信息采集小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地毯式”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由当地人民银行负责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信用等级评价，研发出了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
这种看似原始的“扫街”做法，使得丽水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实现行政村信用评价的全覆盖。截至目前，这套数据库涵盖了47.5万户的农户信用档案，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了92%，并免费向金融机构开放。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还款意愿。据统计，仅在农户信用评价工作的初期，就有849户农户主动偿还“可疑及损失类”贷款1098.81万元。
为培育市场，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丽水还推出了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减免了林权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变现等环节的费用，并将林木纳入了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以打包联保的方式，由财政出资统一给农民“上保险”。
推广，仍有难点亟待解决
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进一步深化的难点在哪？一方面，需要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另一方面，更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维持银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鼓励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
孔祖根认为，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农村的金融基础设施，降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成本，这包含法制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支付环境建设、担保体系和多功能农村金融服务站等，这些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
当前，“三权”抵押贷款推进还面临诸多法律层面的约束，如林权、土地流转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时，如果形成不良，进入处置环节还是有很多障碍，导致金融机构仍有很大的顾虑。
因此，在推进“三权”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根据基层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当前，农民的林地还没有完整物权，特别是不具备完整的所有权和担保物权，导致不良贷款处置难，但实际上，林权在同一行政村内比较容易流转。
结合这一实际，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自2014年起开始推广村级互助担保组织。具体模式是，由村民自行筹措担保资金，存入农信社封闭运行，农信社按照不超过担保金的10倍向农户放贷。
“以前村民贷款互相担保，要给别人担风险，谁也不愿意。”龙泉市花桥村村长郑自友表示，而且互相担保的村民经济条件都相似，即使互相担保后，获得贷款的成功率也很低。
在此背景下，花桥村的村级互助担保组织则将村民自愿筹资的80万元作为贷款担保保证金存入农信社，实行封闭运行，农信社按照不高于担保金10倍额度向农户发放贷款。截至目前，花桥村惠农担保合作社已累计为农户担保贷款230笔、1838万元，平均每笔7.9万元。
龙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宋武龙认为，相比财政或扶贫资金出资，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由村民自治来处置抵押物，有村规民约的制约，同村的人也知根知底，敢接下抵押物。如果由银行来处置，流转给村外的人，既有法律障碍，也不现实。
村级互助担保不仅帮助农户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融资成本也随之下降。宋武龙介绍，农信社发放由”惠农担保合作社“提供担保的贷款，结合农户信用等级等情况实行优惠利率，按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28%执行，比其他农户担保贷款要少上浮许多。
除了村级互助担保组织，丽水还配套推进财政出资、行业协会组建、商业性运作等”四级“担保组织体系建设。截至2016年10月末，丽水市已组建财政性出资的涉农担保组织3家，财政出资1.5亿元；行业协会担保组织9家；商业性担保公司20家；建立村级组织担保170家，累计为农户提供担保8.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