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抛荒到扩大耕种面积
以机械耕地、收割后，袁湖村的村民袁水清放下镰刀，一举告别了30多年在黄土地上驱赶牛的原始耕种，因而他除了种自己的责任田以外，还种上了他人抛荒的地，这样他从过去的几亩田增加到10多亩，去年他收获了8000多元。
收益的增加激励了袁水清扩大种植面积的热情，2007年他种植了20多亩水稻，每亩投入化肥、收割等成本大约500元，他预计今年如果不出现什么自然灾害，除去各种成本自己能获得1万多元。
收入增加后，袁水清购买了摩托车、彩电、抽水机等，这无疑拉动了当地工业品的消费。但在承担各种摊派的时代，他在黄土地上艰辛种了30多年却没有积累，更不能让家庭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这种变化得益于取消了农业税费，因为村子现有1415人、1280亩耕地，人均不到一亩，过去村民每人最高要承担农业税费200元，在粮食价格低无力支付各种摊派、劳力减少、种田成本又增加的情况下，有些人不得不抛荒出外务工。”6月24日，陡岗镇袁湖村的村长袁少敏对记者说。
按当时村民种两季收获2000斤粮食，以每百斤卖40多元合计800元计算，在扣除每亩成本大约400元、以及税费以后，村民不但没有收获反而亏损。
袁少敏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全村人从土地获得的收入合计不到100万元，而外出务工能赚400万元，这种由经济效益对比显示出来的巨大差距，让青年人对传统的小农耕种失去了信心，而留在村子种植的大部分是50至60岁以上的老人。
取消农业税费并给予补贴后，刺激了村民耕种的积极性，过去抛荒的现象也由此走向消失，一般家庭种2至3亩，除去各种成本后，每亩能赚300多元，这点钱可以用于家庭生活开支，这样袁湖村人结束了过去种田亏损的局面。
村民袁望平有两个儿子出外务工，他和老伴除了种自己的5亩责任田以外，还租种他人10多亩，他请人插秧每天每人要付50元，到了成熟的季节他用机械收割，这能够极大地减轻他的劳动量。
按亩产1000斤粮食计算，袁望平种20亩一年可收获2万斤粮食，每100斤卖80元，他一年可得1.6万元，扣除各种成本大约5000多元，他还能获得1万元。如果今年不碰到病虫等灾害，他就可以顺利地得到预想的收入。
显然，村民在摆脱了沉重的税费后，他们通过扩大种植面积、以及机械化耕种节省劳力等因素，从土地上获取了剩余收益。但病虫害和洪灾会给他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去年村民袁水清仅购农药灭虫害，一个星期就花费了1000多元。
告别养牛为机械化开辟道路
虽然袁湖村有400多户，但100多户村民因务工或经商将自己的责任田转给其他人种，这样土地向一些大户集中的现象出现，而这又为以机械化的大规模种植、提高生产力开辟了道路。
村民袁进先过去在外干建筑工，辛苦奔波了一年却难以拿到工钱。在看到大批青年人外出务工、留下来的老年人又无力耕种的局面后，2005年他借钱以4万多元买了一台耕田机，他服务的距离可以辐射周围10公里以内。
他一天可耕20亩，按耕一亩收40元计算，他每天能获得800元收入，每年耕两季可得到2万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赚回了购买第一台机械的本钱，这让他从开始的担心，转而对乡村以机械化耕种充满了信心。
为满足村民对机械化收割的强烈需求，同时也出于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考虑，2007年袁进先又借20多万元，再申请3万多元的农机补贴，购买了一台收割机。通过为村民提供耕地、收割等一体化的服务，他预计今年可以获得3万元收入。
哥哥袁亚先受他购买机械提高收益的影响，也通过多方筹集资金于2006年以4.7万元购置了一台耕地机，到今年他赚了2万多元，预计收回全部投资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除了以机械为农民耕田一年可得到1万元以外，在农忙季节过了以后，袁亚新又出外务工可赚1万元，通过对劳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他一年可赚2万元。而包括两个孩子的学费以及家庭生活开支等，他需要1万元来维持。
村长袁少敏有两个孩子在孝感市读中学，一年需要支付1万元，再加上家庭生活大约需要2万元，因他担任村长后不能出外务工，这样他种了20多亩田，希望以大规模的耕种来获取收入。
为降低种植成本以提高生产效率，袁少敏出资并申请补贴购买机械插秧、收割，这样他只要2天以及1000多元开支就能全部完成，而请人插一亩秧需要100多元，全部插完要付出2000元，对比用机械的成本比人工下降了一倍。
去年扣除各种成本，袁少敏获得了2万元收入，这样他能平衡地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开支，而同时令他感到自豪的是：祖辈在田野里以牛进行漫长而沉重的耕种，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以机械化宣告结束。
在以人工种植的时代，袁湖村养了100多头牛，他们靠这些牛从田野里求得丰收，他们不相信用手工插了几千年的秧，一夜之间会被机械代替，因而他们对机械的利用还处于观望中。
当村民看到机械化耕种能提高效率、大大节省劳动力后，他们再也无法抵挡由机械带来的便利。用机械化耕地后，全村养的牛猛然下降到30头，而那些古老的铁犁等农具也正在同村民慢慢告别。
但让袁水清感到忧虑的是，虽然村民种田可以得到补贴，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太快，以化肥为例，过去一包需要20元，现在每包已经接近30元，而粮食的价格却跟不上农资上涨的速度，这样村民即使多收粮食也会被涨价抵消，最终他们还是难以提高收入。
袁少敏认为，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油、电等资料都被大集团垄断，在粮食的销售上又被一些经销户、加工大户掌握，而分散的村民处于市场经济的末端，他们无力和这些大集团谈判，来降低自己的种植成本。
由此，袁少敏指出，为了让村民在扩大种植面积后，能够增加的自己收入、并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就应该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如通过成立协会，让他们在粮食销售的价格上，有谈判主导市场的力量。
处理公共事务必须坚持正义
由于袁湖村没有集体财产带来收入，他们要修建公共设施时只能向外寻求，如过去盖小学时，他们通过一位在武汉教育部门的家乡人，得到了一部分扶助资金，再加上村民捐资，才将危房拆除修建了一所新小学。
现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来到了袁湖村，村子领导通过引导的方式，动员村民沿公路修建了一排整齐有序的房子，这不仅节省了对耕地的占用，而且大大降低了接有线电视、通水的成本。
接着，他们动员那些在外以承包工程、经商积累财富的人捐资，同时让村民再出一小部分的方式，将一条水泥路铺向村子。当村子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后，村民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他们不再为一些事发生争斗，他们更多的是想办法如何赚钱。
“处理村子的公共事务时，我们必须坚持正义和公平，只有这样村民才会遵守村子的社会秩序，而同时我们才能在他们心中树立威望。”袁少敏说。
过去袁少敏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带着乡镇官员到村子向村民收税费，当这个收费的权力结束后，他的角色开始转向为村民提供服务，如指导村民如何防治病虫害、购买种子、筹集资金修建排灌站等，只有这样才能让村民感到他有存在的价值。
袁少敏也看到，靠种植为生的村民，还没有能力出钱修建公共设施，如村子还没有统一的自来水。他期盼政府能拿出资金，帮助村民实现饮清洁水的愿望。
“在村子我们直接面对老百姓，要处理大量复杂的事，因此，我认为要留住村领导，让他们安心为村民提供服务，就必须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让他们老了以后有生活保障。"袁少敏说。
还给能村民带来那些利益
同样的变化还发生在附近的朝阳村，村长周安心对记者说，村子现有2162人、1200亩耕地，在收农业税费的时代，村民人均最高达到了200元，有些人在无力承受的情况下，不得不抛弃责任田到外务工。
为完成任务，他和村民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有时村委不得不借钱去交。取消税费并有种田补贴后，老年人在家以种几亩田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外务工的人拿钱用于家庭开支，一些农户也开始向大规模的种植转变。
有些农户为让孩子拥有优越的教育环境，到孝感购房居住，但他们还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只是将责任田转给他人承包。因为，城市还不能给他们提供就业以及最低生活费，而留在家乡的土地成为他们的一个安全保障。
虽然周安心现在不用为完成税费任务和村民发生争执，他背负多年的压力也得到了减轻。但建设新农村涉及到修路、水等公共设施又摆在他面前，而且合并一个村子后，还带来了几十万元的债务。
村子200多亩渔塘每年能得到1万多元，这些收入能维持村子一部分开支。一个生产队向他提出了修水渠的要求后，他凭个人的信用先借材料铺设了水管。他这样做是让村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村长，还能为村子提供生产服务，否则，他就失去了在村民心中存在的意义。
为追求经济利益，村子的青年人大部分到外务工，他们平均一年能赚2万元，而当村长一年只有几千元，收入差距的扩大，让青年人对村子的选举不感兴趣，这也是邹心安在朝阳村当了20多年领导，还没有人站出来取代他的一个原因。
在只讲奉献的集体经济时代，周安心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完成任务，他没有过多考虑个人的报酬，当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享受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时，他不得不考虑自己老了以后的出路。
“因为，我已经到了56岁，眼看离退出村领导位置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最渴望的是上级政府能给我们解决养老。”周心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