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推广农机,一定要把农民购机行为当作投资行为,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赚钱!”在江苏、山东考察时,两地农机部门的官员一再强调这个观念。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跨区作业的驱动力
江苏省丹阳市珥陵镇双沟村农民杨夕春是最早一批从事跨区作业的农民。2003年,他买进第一台联合收割机,走南闯北地到安徽、苏北等地帮人收麦子、水稻,一年赚了10多万元。第二年,他又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并聘请他人当机手,收入得以翻番。现在,他已拥有了4台联合收割机,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
在江苏,像他这样参与跨区作业的从业人员达10万人左右,他们通过为他人提供农机服务,开辟了增收新路子。去年,该省的跨区作业收入超过了25亿元。
江苏省农机局副局长王勇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洋马、久保田等企业刚进入江苏时,生产出的联合收割机根本卖不出去,原因是江苏的人均耕地不到1亩,而一台联合收割机的售价是一二十万元,农民是不可能为自家那点粮食作物而购买联合收割机的。
为鼓励农民购机,从2003年起,该省不仅为购买联合收割机的农户发放50%的购机补贴,还组织他们参加跨区作业。为此,该省农机部门不仅要与各地农机部门广泛联系业务,还花钱到各地召开机收现场会。
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跨区作业迅速得以展开,购买联合收割机成了许多农民的投资渠道。一般情况下,他们买一台联合收割机,当年就能赚回成本,此后每年可净挣10万元以上。因为有利可图,江苏的联合收割机推广量迅猛增加,目前,该省的联合收割机保有量已达到了7.8万台。
王勇认为,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农业机械是被作为日常生产工具来购买的,而我国农民受土地和收入限制,农业机械只能被作为投资工具来购买,因此,农机的生产和推广都应围绕帮农民赚钱来展开,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
合作组织的生命力
在培育农机专业户的过程中,江苏省农机局看到了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体现在农机维修上,因为农机维修要到田间地头,农民又普遍缺乏技术,一旦机器出现故障,农机生产或销售部门就要派人到田间地头修理,既无法保证服务质量,成本又高。
其次,单个的农机专业户因资金有限,其购买的农机也有限,不能适应农民对农机服务的需求。农民不仅有机收服务需求,还有机插、机耕、植保、育秧等方面的服务需求。为此,该省每年都拿出大笔资金对农机合作组织进行补贴,农民组建一个农机合作组织,最多可以得到50万元补贴。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机专业户纷纷采取合作、入股等形式组成了农机服务队、农机专业服务公司、农机专业协会、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机合作服务组织。目前,该省已拥有近万个农机服务队,近千个股份合作制农机专业服务公司、229个农机专业协会和200多个农机合作社。
实践证明,与一般农机户相比,农机服务组织有利于实行人员专业分工,便于提高操作人员素质和作业质量,便于开展农机作业的互利合作,便于实现有机户与无机户之间合理调剂使用农机具,从而提高农机具使用效率。
王勇说,该省最大的一个农机合作服务组织,承包了两个镇所有农田的育、耕、种、收、植保等全过程。
记者从山东获悉,该省的农机专业户、农机合作服务组织已分别达到73万户和1.5万个,去年实现的农机服务总收入达到了350亿元。
构建农机服务体系
“如果说发展农机工业,生产出适合本地需要、质优价廉的农业机械是推动我市农业机械化的一个‘轮子’,那么构建农机服务体系,解决农机用得好、有效益的问题,则是推动我市农业机械化的另一个‘轮子’,两者缺一不可。”市农机局局长吴亚认为,重庆市与江苏、山东等地在农机服务体系上的差距,与农机工业上的差距一样大,真正意义上的经营性农机组织还微乎其微。
为此,今年起,农机服务体系建设被该局纳入了六项重点工作之一。吴亚表示,他们将力争通过几年努力,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农机专业户和农机大户为骨干,县、乡、村三级农机服务组织为依托,开展农机作业、技术服务、农机供应、维修、培训、信息和技术咨询等多层次、多元化服务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同时,该局还将出台政策鼓励和扶持发展农机作业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并对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给予一定的设备或资金扶持。此外,该局还将选择部分农机推广的重点乡镇和区域,建立以农机及配件供应、维修为主要内容的农机技术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