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近代作为“中部商都”，是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的重要聚集之所。从内贸看,武汉当时有各类商业组织130多个,各省旅鄂商务团体200多个,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贸易中心；从国际贸易看，1905年洋行户数达到114户,人数2151人;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近一段时间，东部省市商会纷纷落户武汉。他们如何认识湖北的商机？将如何开展商务活动？本报记者采访了江苏湖北商会会长殷铖杉。
来湖北投资的苏商有四大优势。湖北县域适合“苏南模式”栖息
江苏企业在湖北大大小小有三万多家，另外还有不少企业想来。我们成立商会，目的是想把他们聚集起来，对位湖北优势资源和产业特点。
来湖北投资的苏商有四个优势：一是文化层次比较高，有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商务素养；二是渠道网络联结国内外，产品有出口；三是他们大部分是从“苏南模式”走出来的。尽管现在对“苏南模式”有争议，但我觉得必须历史地看，“苏南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意义不能低估。它是一种创业模式，是一种区域经济由欠发达到发达的起步模式。他们经历了从作坊小厂到现代企业的过程，经历了从村乡办企业到民营企业的过程。概括起来说，有在初始条件――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不足情况下，培育企业自我成长的经验。这是最稀缺的资源。
当初他们来湖北，就是执行“苏南模式”。上世纪80年代，江苏乡村办企业在全国居首位，产品直销全国各地。销到武汉的产品，约占企业销售总量的50％以上；销售队伍超过50％的人在武汉。小到刀片，大到机电产品、拖拉机产品、农机产品。武汉在80年代对“苏南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在湖北的企业，约60％都是那个时候赚了钱留下来的，他们了解湖北市场，也结交了湖北人脉。这种文化和商务的双重融合，是苏商入鄂的第四个优势。
湖北现在差的是县域经济，大部分经济比较薄弱。但这正是苏南前20年的状况，正好适合“苏南模式”栖息。
“一个县域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就去整合它”
把“苏南模式”移植到湖北来，不是过去“苏南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继承精髓，与时俱进，避免缺陷。所谓精髓，就是那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精神，那种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要有新方式、新特点；所谓避免缺陷，就是经济增长不牺牲环境。比如，我们的“苏南模式”移植，着眼的是实现后发优势，着手的是新农村建设。
一个县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们就选择它，把江苏企业吸引过来投资、整合。在洪湖，我们就搞了一个“苏南模式”――就是一个村，以一个产品的龙头企业带动很多加工企业获得“块状”发展。
比如，我们开发洪湖江苏工业园，就整合了洪湖的产业特点。在洪湖，我们第一个看重它的水产资源，有60万亩水面，年产30万吨鱼。如果简单出售，三块多、四块多一斤，并且销往传统的区域，附加值不高。
我们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个是在工业园里建一个大型生产企业，第二个是大型鱼市场，华中最大的，通过销售网络群、物流量运出去。
这些都成了产业链条。如加工区是循环的，有养鱼的，有鱼饲料加工的，它们联结在一起。鱼肉还可以衍生到火腿肠，这在全国还没有先例。我们把江苏水产品的龙头企业拿到这边来，能让鱼卖到六块多钱一斤，每斤多赚2块钱。
我们还引进了一个“星火p95”项目，投资近三亿元。因为洪湖有虾壳，以前虾壳通过硫酸加工后发臭，环境得不到保障，我们现在通过一种技术，把虾壳变为一个生物源，并且与法国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包销合同。此外，还种魔芋。在洪湖种了，在仙桃也种了，种得很好。麦子和魔芋套种，我们叫反季节魔芋，每亩地有3000块钱的收入，比单纯粮食亩产多2200元左右。对农民来说，生财有道；对企业来说，解决了原料问题。通过用魔芋粉做生物材料，市场上很紧俏，今年魔芋粉40000－50000块钱一吨，较之去年又高了。
农民提供的原料在公司里占有一定股份。通过公司和农民的利润分配比率锁定农民的积极性，也锁定长期供给原料的关系，“公司＋农户”也因此紧紧“加”在一起。还把环保等配套设施建立起来，形成无污染的农民新村。我们认为这是真正为农民服务。
关键是各地要清晰承载条件，对位转移需求
现在到处都在招商，为什么有的效果不好呢？一个原因就是“结合要素”考虑不够。
我们的洪湖工业园，做的是选择性投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选择对口的企业入驻工业园。工业园消化本地有优势的资源品――农产品，能真正让当地劳动力就近消化。这个新农村模式对当地区域经济、老百姓都有用。同时，江苏企业积累了原料基地、加工基地和在这个区域的销售网络，发展了。
一定要考虑转移来的公司是不是与湖北、与一个县的优势条件相吻合。对位度高了，就会双赢，就能吸引产业转移。
近一段时间，东部省市商会纷纷落户武汉。他们如何认识湖北的商机？将如何开展商务活动？本报记者采访了江苏湖北商会会长殷铖杉。
来湖北投资的苏商有四大优势。湖北县域适合“苏南模式”栖息
江苏企业在湖北大大小小有三万多家，另外还有不少企业想来。我们成立商会，目的是想把他们聚集起来，对位湖北优势资源和产业特点。
来湖北投资的苏商有四个优势：一是文化层次比较高，有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商务素养；二是渠道网络联结国内外，产品有出口；三是他们大部分是从“苏南模式”走出来的。尽管现在对“苏南模式”有争议，但我觉得必须历史地看，“苏南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意义不能低估。它是一种创业模式，是一种区域经济由欠发达到发达的起步模式。他们经历了从作坊小厂到现代企业的过程，经历了从村乡办企业到民营企业的过程。概括起来说，有在初始条件――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不足情况下，培育企业自我成长的经验。这是最稀缺的资源。
当初他们来湖北，就是执行“苏南模式”。上世纪80年代，江苏乡村办企业在全国居首位，产品直销全国各地。销到武汉的产品，约占企业销售总量的50％以上；销售队伍超过50％的人在武汉。小到刀片，大到机电产品、拖拉机产品、农机产品。武汉在80年代对“苏南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在湖北的企业，约60％都是那个时候赚了钱留下来的，他们了解湖北市场，也结交了湖北人脉。这种文化和商务的双重融合，是苏商入鄂的第四个优势。
湖北现在差的是县域经济，大部分经济比较薄弱。但这正是苏南前20年的状况，正好适合“苏南模式”栖息。
“一个县域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就去整合它”
把“苏南模式”移植到湖北来，不是过去“苏南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继承精髓，与时俱进，避免缺陷。所谓精髓，就是那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精神，那种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要有新方式、新特点；所谓避免缺陷，就是经济增长不牺牲环境。比如，我们的“苏南模式”移植，着眼的是实现后发优势，着手的是新农村建设。
一个县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们就选择它，把江苏企业吸引过来投资、整合。在洪湖，我们就搞了一个“苏南模式”――就是一个村，以一个产品的龙头企业带动很多加工企业获得“块状”发展。
比如，我们开发洪湖江苏工业园，就整合了洪湖的产业特点。在洪湖，我们第一个看重它的水产资源，有60万亩水面，年产30万吨鱼。如果简单出售，三块多、四块多一斤，并且销往传统的区域，附加值不高。
我们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个是在工业园里建一个大型生产企业，第二个是大型鱼市场，华中最大的，通过销售网络群、物流量运出去。
这些都成了产业链条。如加工区是循环的，有养鱼的，有鱼饲料加工的，它们联结在一起。鱼肉还可以衍生到火腿肠，这在全国还没有先例。我们把江苏水产品的龙头企业拿到这边来，能让鱼卖到六块多钱一斤，每斤多赚2块钱。
我们还引进了一个“星火p95”项目，投资近三亿元。因为洪湖有虾壳，以前虾壳通过硫酸加工后发臭，环境得不到保障，我们现在通过一种技术，把虾壳变为一个生物源，并且与法国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包销合同。此外，还种魔芋。在洪湖种了，在仙桃也种了，种得很好。麦子和魔芋套种，我们叫反季节魔芋，每亩地有3000块钱的收入，比单纯粮食亩产多2200元左右。对农民来说，生财有道；对企业来说，解决了原料问题。通过用魔芋粉做生物材料，市场上很紧俏，今年魔芋粉40000－50000块钱一吨，较之去年又高了。
农民提供的原料在公司里占有一定股份。通过公司和农民的利润分配比率锁定农民的积极性，也锁定长期供给原料的关系，“公司＋农户”也因此紧紧“加”在一起。还把环保等配套设施建立起来，形成无污染的农民新村。我们认为这是真正为农民服务。
关键是各地要清晰承载条件，对位转移需求
现在到处都在招商，为什么有的效果不好呢？一个原因就是“结合要素”考虑不够。
我们的洪湖工业园，做的是选择性投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选择对口的企业入驻工业园。工业园消化本地有优势的资源品――农产品，能真正让当地劳动力就近消化。这个新农村模式对当地区域经济、老百姓都有用。同时，江苏企业积累了原料基地、加工基地和在这个区域的销售网络，发展了。
一定要考虑转移来的公司是不是与湖北、与一个县的优势条件相吻合。对位度高了，就会双赢，就能吸引产业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