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常委会就决定用深圳市作为新市的名字。
张勋甫
当时我们也怕犯错误，也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我们认为我们做的都是符合群众要求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比我们都清楚。
我们当时的创新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群众要求，从对群众有利的角度出发，这是改革创新的基础。
张勋甫
当时“省特区办”说，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说我们有政治野心。
张勋甫
张勋甫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
本报《血路》系列报道陆续刊发后，引起一位70多岁老人的注意，他给本报带了一本还未发行的书，书名同样是《血路 始办深圳特区血路真相》。
他叫刘炳来，曾与宝安县升级为深圳市后首任市委书记的张勋甫一起工作过。2008年1月25日，在刘炳来的牵线搭桥之下，已经88岁高龄的张勋甫不顾有恙在身，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忆特区初创时那段“杀出一条血路”的峥嵘岁月。张勋甫说，正是在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指引下，当初深圳特区顶住多种压力和非议，书写了从无到有的历史。
为何叫深圳市不叫宝安市：深圳有水好发财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怎么来到深圳的？
张勋甫（以下简称张）：1978年12月，当时我在广东省计委任副主任（主任由省长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找我谈话，说宝安县撤县改市，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发展贸易，“省委决定你去任深圳市委书记”，我就这样来到深圳。
记：还记得上任时的情况吗？
张：省委要求我在1979年1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上与方苞（后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研究出市委常委和市革委副主任名单，1979年1月23日省委发出深圳建市的通知，并任命市委和市革委的班子：我任书记，贾华任市长，主要领导还有方苞、曹喜之两个副书记等。3月5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成立。
深圳市委第一次常委会就研究市名的问题，叫宝安市好还是叫深圳市好？有的同志认为深圳比宝安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高，不知道宝安的也知道有深圳，另外知道深圳的外国人都明白这个地方离香港很近，就在罗湖口岸一带；同时，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常委会就决定用深圳市作为新市的名字，上报省和中央，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公布。
上任遇难题：每天成百上千人逃往香港
记：初到深圳时，深圳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如何？
张：印象最深的是偷渡逃往香港的最多，一天最少有几百上千人，不仅是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深圳可以说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基本跑光了。当时还有个故事，据说有外地人跑到石龙的东江河，以为已经到了靠近香港的深圳河了，急急忙忙就跳水了。（籍贯为深圳布吉的刘炳来也说：他的三个堂兄弟就是骑个单车，把车扔在河边跑到对岸去了，一个多星期后，收到他们从香港寄来的信，说“三兄弟都进来了”。）
记：那您怎么办？
开辟“先富区”允许包干到户，打“特区牌”吸引港商投资
记：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记：怎么利用这些优势？
张：市委和市革委的同志请来香港五丰行经理、德信行经理、九龙海关关长、边检站站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具体商量研究，决定将边境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也就是后来的“深圳特区”。并在1979年3月6日发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制定了“十三条”的鼓励先富措施，包括生猪购几留几、开展小额贸易，社队自产的小宗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可以出口，开展补偿贸易等。当时还不让卖东西，我们主要是为了农民增收，让农民能多赚到钱。这是深圳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也是成立深圳市后解决偷渡逃往香港的第一个文件。
记：那些政策条款是如何出台的？政策不允许你们也敢搞？
张：其实一条一条都是根据实地调查中群众的需求写的，市委讨论通过后就批了，省里也不追究，当时偷渡是最要命的，只要你想到办法且有效就行，“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记：当时虽然安徽小岗“包产到户”已经在实施，但国家没有明文批准时，深圳怎么敢搞包产到户？
张：我们也不知道安徽已经在搞。开辟“先富区”后，方苞同志和我到各区检查农业生产，看到有的地方秧插得有早有晚，管得也有好有坏，葵冲区委书记就说，农民极力主张要包产到户，否则积极性不高。生产搞不好，农民怎么能富起来？偷渡逃往香港的风怎么能刹得住？当时他们区公社和区委同志都主张包产到户，问我和方苞的意见，还说如果上级追查下来，他们就说是自己主张的，愿意受任何处分，不需要我们背责任。
记：您同意了吗？
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多，毕竟有政策风险，我记得有一张大字报，上面这样写的：理发师傅真荒谬，拿着人头当柴头，五个手指如钢叉，手起刀落血直流，诸君若问何所致，好坏工作一样酬。当然这首打油诗对理发师傅有点过分，但却道出了症结。我在延安当时，有人要闹平均主义，朱德总司令作报告就说，共产主义还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在怎么能够搞平均主义呢？我又想起顺德有花农承包户，三年的收入就建起四喜临门的四层小楼，还买了两部18英寸的电视机，我觉得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这么做，所以我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并说包产到户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是书记，如果有事我也应该负责。
记：提起深圳，众所周知的是工厂林立，如何发展起来的？
张：当时深圳没有工厂，只有一个农机厂。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4月5日发表讲话，要在广东选地方办特区，小平当时就讲，“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就在想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经常跟香港接触，我们了解到香港房地产价格昂贵，劳力不足工资又高，严重削弱了港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迫使港商也要寻找投资的出路，找低价房地产和工资低的劳力，而来深圳投资恰好能弥补港商的这些需求，对香港工商界和外国工商界而言，深圳都具有吸引力。此外，因国内和国际历史原因，很多香港同胞和来港的外国人都很想来深圳一游，以圆思乡之梦和中国游之梦，这样发展旅游业的潜力也很大。
记：是不是也到香港招商引资了？
记：效果怎么样？来的人多吗？
张：多得不得了，我保留下来的港商的名片装满了一大袋子，足有好几斤重，有时候一起合影，后面一站就是一排港商，贾华和外经办的同志经常应接不暇。
记：外资情况如何？
张：也有一些外国的工商企业家，我记得有一个日本人打电话到外经办，找市里的负责人讲话，我接过电话，他用中国话问：深圳是否要办特区，他们要来投资办厂，我回答说是要办特区，欢迎日本朋友来深圳，具体问题请来深圳后边看边议。
记：还记得您引进的第一家企业吗？
记：这样一来土地应该很紧俏吧？
30年前提出园林式、无污染、国际化目标遭嘲笑
记：来的企业多了，有没有选择的问题，是来者不拒还是……
张：当然来深圳投资的我们都欢迎啊！
记：污染较大的企业也欢迎？
张：欢迎肯定是欢迎，但有污染的我们就弄到特区外去，当时有个夏巴汽修厂，他需要用的地多，另外噪音也较大，就在关外划了块地给他去办。
记：当时有没有就深圳建设的目标进行设计？
张：市委常委开会讨论过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城市，有的同志说香港有香港的优点，但我市不应照搬香港，应该建得比香港更好，向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看齐；也有的同志听说瑞士是园林式城市没有污染，有的同志说新加坡城市道路绿化带也不错，我们没有经验可以派人去考察，学他们好的地方，也有的谈到美国的现代化程度高。我们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要把深圳建成园林式、无污染、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提出这个目标后，就有人笑我们，深圳才9平方公里，两万多人，就是一个小镇的底子，公路路基差，重载大货车一压就坏，还有人说这个臭气熏天蚊蝇乱飞的地方，还要建成园林式、无污染、现代化城市，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我们就说小平同志讲办特区、改革开放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省委、各省厅局的支持下，我们中国人、深圳人能办到，我们这个班子建不成，继续下去一定能办到。深圳的今天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记：围绕这个目标，如何进行规划的？
张：1980年5月6日，市委下发《关于成立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的通知》，由我兼任主任，先进行地质钻探普查深圳，市区也多建公园林地，主要道路要搞绿化带，把一些污染源搬离，并决定今后要求在城区建厂凡是有污染的项目一律不批，城区外建有污染的项目，也要把污染处理好。还兴建了文锦路，解决到惠阳、汕头的交通问题，并新开深南大道和笋岗路。
记：当时路面建的是几车道？
张：开始建这三条路时，路宽多少米意见也不一致。正在这时，有个美国老华侨给我们写信，信封上也直接写我收，他在美国已经三代了，从广播中得知深圳成立市办特区，他说：“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我看了来信很受感动，还要求市里建好档案馆后，一定要把这封信存在那里留作纪念。如果不是这位老华侨的提醒，以我们当时的眼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远见。后来市里在规划中将市内主要干线预留60米的宽度。
特区面积过大被讽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
记：汕头、珠海特区面积都不大，深圳特区怎么会弄这么大？
张：对于特区面积也有很多争论，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通知深圳试办特区，并要我们划出特区范围，我和贾华、方苞等带队亲自实地察看，最后经市里反复讨论的范围为，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一甲村，东西长49公里，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岭，南至深圳河，南北宽约6.5公里，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实际上就是最开始的“先富区”面积。
当时“省特区办”不同意我市的方案，说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他们就是想让我们在福田无人区办一个像汕头、珠海大小的6平方公里全封闭的加工区，周围用高墙围起来，加工区里原本住的人也要搬出去。我们跟“省特区办”说，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特区是全国的特区，6平方公里这么小怎么杀？“省特区办”来电话说：你们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我们说没有政治野心，只是想按小平同志讲办特区，在经济上“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中国。
我们的方案得到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刘田夫的支持。在和“省特区办”争执不下时，国家进出口委马局长和黄丽满同志来深圳调查，我向他们汇报了深圳选下大特区范围的原因，不同意“省特区办”的做法，请他们对此表个态，他们说这是重大决策问题，回去后向领导（江泽民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主任）汇报就来电话，他们回京后很快就来电话，说“你市请示的文件全部内容和特区范围都照执行”，这个来电的日子也就是批准了深圳特区模式和特区范围的日子。
遭受非议：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其他和旧社会一样
记：您印象中，经过几年，深圳开始大变样？
张：应该是两三年吧，1981年底我到渔民村去看时，旧破民房已经不见了，地处低洼又高低不平的渔民村，已经用喷沙船抽深圳河的沙泥填平填高，12户人家建起12座两层楼高的小别墅，1982年时任的胡耀邦总书记来深圳视察时，看过渔民村后说：你村支部书记比我总书记住的房子还好。沙头角居民李马奇50年来每到国庆就升国旗，有记者问他富裕起来是从哪年开始的？他说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起才富起来的。
记：逃往香港情况应该少了吧？
张：以后不只是农民不外逃了，逃出去的大部分也都回来了，农民到了香港也只能打工或者种田，收入也不高，看到深圳这边条件好了能赚到钱了，他们自然也就回来了。（刘炳来说：他的一个逃出去的堂弟也回来了，不过是以港商的身份，由生产队派车到文锦渡接回来的。）
记：当时应该还是有很多非议吧？
张：非常多，有人说“三来一补”方式引进的设备、技术并不先进，是“夕阳”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淘汰了的，我们却当宝贝捡起来；有人说这样容易赚钱的项目，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而让外商干，有人说叫外商在我们土地上建厂房、合资、独资参与土地成片开发是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让资本家剥削我们，我们又剥削外地劳工，这是剥削制度的复辟，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背叛；有人说，深圳刮起单干风、出卖风、市场经济风，香港化了，姓资不姓社了，现在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其他一切和旧社会没有两样了，我们几十年来干革命白干了，烈士的血白流了，更有人告到省里和中央。
记：你们思想上有没有负担？有没有担心过因为这些议论影响到政治前途？
张：当然我们也怕犯错误，也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我们认为我们做的都是符合群众要求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比我们都清楚，所以我们做事都很有底气。另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省委书记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也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决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支持特区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后来，虽然在1979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三来一补”，但市里仍感受到巨大压力，有的干部边干边怕，他们说这些做法既没有“最高指示”又没有红头文件，怕将来被打成走资派，最需要上级支持的时候，习仲勋亲自来深圳听取各级干部的反映和意见，又亲自和全市200多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对他们的积极性给予肯定，对存在悲观、消极和埋怨情绪进行了开导和教育，在讲话中也肯定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做法。这大大鼓舞了干部和人民的勇气和信心，这也让我们有勇气继续改革开放。
记：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以及深圳市又发动新一轮思想解放，您如何看待当时的思想解放？
张：我退休后对现在的情况不太了解，不便发表看法，但我们当时的创新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群众要求，从对群众有利的角度出发，这是改革创新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