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加大对“三农”投入的措施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增加农村投资 拉动农民消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杜晓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外需（也就是出口）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要保证我国经济较快平稳和持续增长，必须扩大内需。杜晓山说，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增加农村地区的投资，在当前来看是保增长，长远来看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基本的条件。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秦池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提出的十项措施有很强的针对性，意在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最突出的问题。“加大农村投资各方面的支出，将扩大农村地区的内需，拉动农村经济的增长，国家出台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符合当前现实需要。”“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国家选择这个时机提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各项措施，不但可以增加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而且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农村发展、制约农村生产的问题。”秦池江指出。
为经济增长积蓄后劲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提出的拉动农村内需的措施将为我国经济增长积蓄后劲，注入持续的动力。”杜晓山表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的难点在农村，但是希望也在农村，基础也在农村。
我国农业一直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据统计，2007年中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仅为11.3%。而且我国农民人口比重比较大，收入明显偏低，农业发展后劲令不少学者担忧。因此，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确保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任务。“我们要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途径就在于增加农村投资和促进农民消费。”杜晓山表示。
“在此次国务院提出的十项措施里，多项措施均与农业的长期发展有关，这实际上是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具体措施。”杜晓山表示，在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式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而现在，我国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从社会各界认识的一致性，到国家的实力以及国际经验来看，我国已基本具备了条件。”
秦池江也同样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是我国立国之本，要改变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城乡差距大的现实，就必须转移国家经济发展资本投入的重心。“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这样的财力，那就要解决这些问题，给经济发展注入后劲。”
对亟需资金投入的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扩大农村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金融的杠杆和吸引作用，“如果国家财政投入能够解决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三农’问题，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就可以得到有效化解，从而给农村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资金，”杜晓山说，“基础条件好了，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解除了，农民就会将银行借款用于扩大再生产，农村地区的内需就会不断扩大。”
提高农民收入是前提
显然，扩大农村地区内需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只有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农民潜在的需求才能变成现实的消费。“我国农村内需潜力大是指农村人口比较多，只要有收入增加的刺激，农民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就会变高。”秦池江认为，这种潜力是指发展的趋势而言，并不是就农民现有收入水平而言。
由于我国农产品(11.77,-0.03,-0.25%)商品化率和农业市场化程度总体偏低，农民收入相对偏低，这正是导致我国农村地区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4140元。另外，近年来，农资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决定了要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享受到改革的实惠还必须依赖一定政策性的专项支持。
在此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2004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实行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此次国家提出，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各项补贴标准，无疑将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起到直接的作用，从而促进农民的消费。有专家预计，“十一五”期间，国家每年用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或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上限2500亿元左右。
“我们过去对‘三农’支持的力度不够，今后惠农的基本政策不要改变，同时加大农村投资，改变农村生态环境、增加农村科技投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会带动消费，农村地区的内需将很快扩大，农村经济发展的面貌将有很大改观。”秦池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