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增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生产目前仍处于靠化肥、农药和大水漫灌来提高产量的粗放生产阶段，单位耕地化肥农药使用量偏高、而利用率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严重，农业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难以为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指出，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日益凸显。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等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增多，推动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十分迫切。《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指出，耕地质量退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南方地表水富营养化等问题突出，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加剧，靠拼资源消耗、拼物质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2015年8月谈到，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者主要有化肥、农药和畜禽粪便、农膜以及秸秆等农业的废弃物。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由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排放形成，占总排放量的40%以上。1991-2015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从2805万吨增至6023万吨，增长114.7%；农药使用量从76.5万吨增至180.7万吨，增长136.1%。与国际相比，我国单位面积耕地化肥使用量明显偏高。2013年我国每公顷耕地化肥消费量为557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的135千克、日本的253千克、印度的158千克、美国的 140千克；即便与越南的441千克、韩国的361千克相比，也是明显偏高。但是，化肥农药利用率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2015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5.2%，农药利用率为36.6%，而欧美国家在50%-60%左右。
我国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在过去十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比如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1年瘦肉精事件、2013年湖南“镉大米”事件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表现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重金属超标，违反添加剂使用标准，检出禁用投入品；主要源于农产品源头污染（农药和兽药超标）、农产品生长的环境污染（土壤和水体污染）、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污染（保鲜剂、包装物质污染）、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重金属、微生物及添加剂污染）。根据农业部201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信息，抽检样品45081个，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5%，较本世纪初上升30多个点。不过，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多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标准检测，结果可能会出现明显差异，这也是国内优质绿色农产品不能满足需求、一些居民转而依赖进口，以及国内部分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出口较难的重要原因。
1.5 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如期实现全面小康任务艰巨
农业生产面临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这“两块板”的双向挤压，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指出，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动力转换的背景下，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较为有限，依靠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收窄，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农村全面小康任务艰巨。
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连续六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3.33缩小到2.73∶1，但绝对收入差距从9645元扩大至19773元。并且，随着城镇房地产价格上涨，城乡居民财富差距明显扩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截至2015年底，按现行脱贫标准测算，我国仍有5575万农村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意味着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时间紧任务重。并且，经过多年努力，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经基本脱贫了，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自身发展能力比较弱，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而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在持续加大，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难度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