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公共”人,不会再像部队战士一样被调防到各地去收麦子。我已经不再是学校这样一个集体的一员,我属于我们村集体的社员了。
个子长高了,力气大了,可以挑战更多的领域,也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是队里的强劳力壮劳力了。割麦子自然不在话下,在大人们的鼓励下,常常是开镰领行的带头人。人也就是疯了一样,什么苦什么累,早已不记得了,只知道事事挣第一,样样走在前。山村山坡地,路远坡陡,崎岖难行,大部分路是驴刨出来的,人走也只能容得下一只脚,因此运麦子的任务除了驴驮就是人背肩挑。我们几个年轻人当然是挑担子了,一个个暗地里较着劲,看谁担得多,跑的快。起先自己不会打捆子,大人们就帮着我们打理好,我们只管担着往回跑,慢慢的自己就看样学样,自己试着打捆子。你别说,还真是一门学问,打不好,担起来费劲,路上光“撂挑子”。吃的苦头多了就自己总结出经验来了,打捆子从搂麦子开始,每捆三捧或四捧要掌握均匀。麦子要干,捆子要大,摆的要接茬,捆得要紧,这样才好担,路上不打麻烦。我们家乡担麦子都是采用扎担,担多少,能不能担起来,一扎担子就知道了。就是把担的一头先插进一捆麦子里掂起来,扛在空里再扎另一捆,能够扛起来,就能够担得动。但常常是担得多了,一百来斤的人,要担一百三四十斤,把两个肩膀压的又红又肿。时间长了,两个肩膀上就长出了厚厚的肉垫子。担麦子一般是不能歇歇的,一歇捆子就有可能松了,可能转担了,让你扔在路上回不去。因此,担麦子走路是有技巧的,要学会晃担子,在一步一晃悠中碎步小跑,这样才能轻松自如。晃不起来太沉,晃动得太厉害就会撂挑子,所以幅度一定要把握好。
挑着麦子回到场里,累是累了点,可那种精气神还远远没有消弭,于是就在麦垛上躲猫猫,翻跟头,还不忘和我的伙伴们摔上一跤。村里一个堂兄,比我大一岁,小学同学,初中以后他就跑到我后面去了。学习不怎么样,摔跤打架那是无人能敌。十米高的水泥电杆,他能够倒着爬上去,场里的碌碡他能够踩在上面一圈圈的在场上飞也似的奔跑。要是和别人摔跤,他从来都不用正面,总是让别人一个细腰子,或者“牛尾巴”,不用说,他从来没有输过。这次还是老规矩,在摊开的麦子上摆好阵势,一场恶战就要开始。先是他让我一个后腰,连摔三跤我都没有赢他的机会。惹得我一时兴起,非要和他来一个正面搂齐了摔,我感觉我的力气不在他之下,怎么会轻易输给他呢!果然,也是连摔三跤,他不敌我,输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摔过跤。
1983年以后,各地农村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种吃“大锅饭”搞大集体的现象不见了,一家一户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之后,我也结了婚,有了孩子,再从通家分得几亩山地,有了自己的一份家业,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工作之余,我就扑在地里干农活,指望能够多打粮多收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状况。几亩挂坡地,只能够种点麦子。可是我却把它当宝贝,褪塄倒畔,夜以继日,把每一块地都撩起了软埝,拍了硬埂,把十几米高的地堎推下来,把黑土摊在地里,把地收拾得整整齐齐;坚持施用农家肥配合化肥,提高地力;坚持兑换优种,坚持机耧播种,不仅年年丰收,种出来的麦子籽粒饱满,品相好看,品质优良,出粉率高,惹得那些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人都十分眼馋。
种麦子难,割麦子难,把割倒的麦子运回来就更难了。我家的地都在东山顶上,一条羊肠小道曲曲弯弯,最陡的地方大约有40度,单人爬上爬下都累得够呛,负重上下是怎样一种体验一般人还真不知道。没有路,没有牲口,没有运输工具,只好把自己变成“驴”。白天把麦子割倒晒干,晚上吃上几颗煮熟的鸡蛋,叫上妻子作伴,把熟睡的孩子锁在家里,借着月光,趁着凉爽去运麦子,背累了担,担乏了再背。那种辛苦那种无奈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改善生产条件也许是人的本能,也许是我心里的那份执着。我不想变驴,因为我不堪重负;我年年修路,加宽路面,降低坡度,终于可以走马车和小型三轮车了。尽管上坡上不去,需要人搭把手推着上,下坡刹不住车,往下溜,需要拴上绳子很多人在后面悠着。但是毕竟可以使用运输工具了,劳动的强度还是有所降低的。
2000年以后,这些陡坡地全部退耕还林了,我再也不用为种麦子收麦子的事而纠结了。
这几年,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除了退耕还林的地,其它地都推成了平地,从种到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劳动强度几乎为零,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产出率和收益率却得到了提高,农民种地终于有利可图了。然而,眼下正是麦收时节,人们望尽天涯路却看不到一片麦子,更不可思议的是,农民们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根本就没有人种麦子了,他们把精力和土地都腾出来用于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玉米等粮食和经济作物去了。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山区农业似乎在寻求一种突破。在曲曲折折跌跌荡荡的博弈中,我们艰难前行,却在不经意间迫近农耕文明的曙光,我们期待的不正是一个更加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时代的到来吗!这条路我们的先辈走了几千年,探索了几千年,没成想这样的现实却在这里与我们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