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陈锡文认为，增长适当降低，对需求和财政收入都会有影响。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整个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农业就是一种挑战。
陈锡文认为，一方面怎样才能让市场对生产出的农产品有更多的需求，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情况下，怎么保持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的力度，使农业能够健康发展，是新常态下制定农业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是他也表示，反过来，新常态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即新常态下大家更多地追求整个经济或者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效益，而不太会关注GDP增幅的高低、产量的多少。这对农业加快转型、完成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业中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都会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氛围。
“在新常态下，很多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但是他会发现可能城里的机会还不如农村多，就会带着资金、技术、管理的能力，回乡去创业。”陈锡文说，“总体上来讲，进入新常态对每一个行业都一样，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只要能够抓住机遇，在新常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使农业有比较稳步的发展，使农业能够有更高的效益，使农民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资金互助组织：谁批准谁监管，出了问题谁负责
对于合作组织内部的资金互助组织，陈锡文认为严格来讲不是金融，是类金融或准金融。因为它的成员是封闭的，只能在这个成员圈里吸收储蓄、发放贷款。但是必须严格遵守几条规矩：第一，成员是封闭的，是你的成员才可以在成员范围内发展这些业务。第二，不能对外吸收储蓄，也不能对外发放贷款，吸收储蓄和贷款必须在成员内部。第三，成员对资金互助组织的存款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来决定资金的收益，不能事先规定一个固定的比较高的收益。
陈锡文说，在中国农村发展金融不仅需要金融部门自身改革，去更好地为农民服务，还需要在中国农村社会当中培育一种金融意识和金融管理能力。先让农民搞这种封闭的资金互助组织，实际上是培育和锻炼农民在金融问题上的信用和能力，逐步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比较正规的金融组织。
“这里面我们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监管，其实就是把它区别于金融机构来对待。也就是说，农村的农民合作组织包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等，只要是按照刚才讲的这些规定在内部搞都是可以的，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因此，批准的部门也不是金融部门。”陈锡文说，“大部分都是地方的农村工作政策部门、农业部门在批。既然批了，就得对此负责任。”
“我们现在有58万多个村民委员会，有120多万个专业合作社，如果他们都愿意搞的话，这么大的数量，靠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去管当然是管不了，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就要坚持一条，谁批准，谁监管，出了问题谁负责。”陈锡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