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随着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国内曾经发生过的城市化模式之辩。主流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来大量资源向东部集聚，造成了东部大量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产生，进而产生了“城市病”，交通拥堵、就医困难、环境污染等等。再然后，大部分一线城市有以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驱赶低端人口，并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农民就地进城，想以此解决当前出现的“城市病”！
一、为什么近两百年没有人讨论财富分配问题？
古代社会是以权力分配财富。我是皇帝，我就能支配一切，主宰所有分配。古代经济更多的是存量经济，你多了我就少了，所有要靠武力夺取权力，靠权力来分配财富。这是典型的古代思维模式。
但人类在最近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中，基本没有讨论过分配问题。为什么？分配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关于公平，农地圈多说几句，那就是到底是保证起点公平，还是确保终点公平。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想确保终点公平的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吃不饱饭。但在确保起点公平的改革开放之后，吃穿住用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只确保起点公平，终点一定是不同的。你能确保奥运会百米比赛大家都同时冲过终点，那么每个运动员的起跑点一定是不同的。这样的奥运会看着也没劲。
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是必定要产生的。只不过，国家要通过行政手段，对富人征收高额度税收，来补贴穷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认同个体贫富差距的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就必然也要认同区域差距的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人口区域集中，好事还是坏事？
城市产生的原因，一开始是出于军事考虑，随后逐渐发展为经济活动的需要，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当中，初始时有一部分劳动者优先享受了发达地区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先富了起来，这时区域差距一开始是扩大的。同时，在欠发达地区还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即使一部分人口流出，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不一定会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进一步流动，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会趋向于收敛而缩小。
所以农地圈看来，如果政府的政策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会使区域间差距由扩大转而缩小的时间点推迟。
人口的聚集，导致更加频繁和高效的经济活动，因此人口的集中当然是好事。那么人口的过度集中，是坏事吗？留给粉丝思考。
三、就地城镇化，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吗？
以中国目前54%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比90%，并不匹配。造成这种结构性扭曲的，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行政制度。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门槛，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受到限制。
目前中国将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作为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关键，这条路并不可行。
通过小城镇建设，就近城市化，将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只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城市化率，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映的是人口对高收入和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化对应的是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如果仅仅是户籍身份的转变，却没有对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更有效率的GDP产出，或者只有城市面积的扩张，却没有足够的就业增长作为支撑，这种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更会劳民伤财。
四、一线城市限制人口总量的逻辑偏差是什么？
目前一些城市决策者的普遍思路是：我们的资源城镇能力是有限的，目前人口太多了，超出了城市的城镇能力，必须以资源来调控人口，以水控人，并且城市病的产生，交通、环境都是因为人口过度集中。
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会想，我们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欢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
农地圈反而认为：目前国内的人口集中度还不够。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人太多了，而是因为规划不合理、环境标准执行问题和人口还不够过度集中。
中国的较发达地区面临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一些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外来劳动力来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不行，因为这被认为会摊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当地政府就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加大投资，需要更多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大量转移支付，需要借债，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需要用发达地区收来的税去补贴欠发达地区。此外，由地方政府债务所内生出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也需要所有人共同负担。因此，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并不是那么直接能够看到。
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将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其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进一步的结果是，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进入，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怪现象。
五、我们应该张开双臂，迎接这个财富大转移时代！
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即使经济资源不断向少数地区集中，只要这一过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其收益能够超过经济集聚中伴生的生产要素价格（如地价和房价）上涨等问题，则劳动力仍然会向大都市圈和大城市流动。
于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改变当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
农地圈并不排斥经济剧烈震动，因为每次震动，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开端，大时代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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