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前后作用矛盾的政策是造成中国多年来难以跳出发展怪圈的主因。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似乎就没有消停过，一方面要控物价，一方面又要保增长，忙得不亦乐乎。但眼瞅着增长越保越低，物价越控越高，市场上的悲观气氛不断蔓延。而这种悲观预期的产生，具体分析起来有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悲观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瓶颈开始出现。
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依靠投入要素增长”的有力诠释。尤其是2009年以来的4万亿，更是把投资的高投入当成了经济增长的不二法宝，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使得企业把大量资本用于投机。到现在，随着外需低迷、消费不振，投资的增长效应递减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务和通胀压力，靠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日益走向终结，而替代性的创新支撑发展机制不但没有形成，反而日渐衰微，这是中国经济问题之痼疾所在。
另一方面，在生产效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投入要素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也造成了跨国企业的资本转移，如最近的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产业升级无法完成、生产效率无法提升情况下的要素成本提高，再加上欧美国家诱导制造业回归本土以解决自身失业率的政策引导，中国产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面临着“欲做血汗工厂而不得”的尴尬局面。
其次，悲观来自对经济政策多变而无法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中心主义的思想仍然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大政府下的“政府中心主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表现尤为抢眼。在2009年初的时候中国率先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这让我们曾一度自豪地宣称“中国率先复苏”。但回过头来看，缺乏论证的“迅速决策”天量投资尽管保住了增长，但暂时的增长换来的却是巨量的地方债、持续两年的通货膨胀和至今高烧不退的房地产市场。所谓的两难局面其实是这种“非理性拍脑瓜”决策的必然结果。
从最近的政策动向上看，随着中国经济再一次面临失速，政府再一次把“稳增长”作为其决策指针，对去年提出的“调结构、保民生”等等指标放诸脑后。再如当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一方面高喊“调控绝不松动”，一方面又大幅放松银根，默认地方政府各类小动作，这样多变的政策导向使得未来的产业调整几乎无法完成，也令大众逐步丧失了对政策可预期性的信任，自然从经济行为上选择了用脚投票。
政策制定者前后作用矛盾的政策是造成中国多年来难以跳出发展怪圈的主因。这种政策的多变性不但造成社会下层民众的恐慌，也体现在先富一族甚至体制内官员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信心丧失。近来大批富人移民和大量裸官的存在，都似乎表明这些阶层对中国这艘船驶向何处心存戒惕，充满悲观。一旦悲观预期引发的国内资本向外转移撤离趋势形成，又会深化悲观预期，会进一步加速资本撤离，这种经济学上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持续下去，必然加速现有发展模式的终结。
